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由幕友而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推动新疆建省。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左宗棠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后人又辑有《左宗棠全集》。 ▶ 13篇诗文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对情郎的思念。前八句写女子一年四季日夜思念情郎,心神不宁;中八句写女子与情郎原是青梅竹马,女子早已以心相许;后六句表现女子欲与情郎结为百年之好的强烈愿望。全诗以代言体形式,运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和通俗生动的比喻,通过女子之口倾吐刻骨相思和美好愿望,情真意切,委婉动人。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写的是秋夜相思之苦。西风、冷月、霜露这些词语所造成的意象有力衬托了相思之苦。“二月君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表明自秋至春相思之情不减,春、秋两季如此,夏、冬两季如何相思,也就不言可知了。《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说是春与秋,笔法正相同,都是表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管是温暖的春天花开之日,还是寒冷的霜风秋雨的月夜之时,梦魂萦绕辗转反侧,相思之情深切。诗人运用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九月西风兴”“二月君风来”,既是写时间、气候的变化,也是为写少女相思渲染气氛。“月冷霜花凝”“草坼花心开”,既是写景,又是烘托少女相思之心,其中有比喻的因素。以上八句,四句写秋夜的相思,四句写春日的相思,情韵缠绵,感人肺腑。
在描绘了相思之情的深远久长之后,主人公便以更明确的口吻作自我身世介绍:“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这里洛桥难以指实,亦不必指实,只是表明这位女子与君住得不远。“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不仅住处相近,相识亦很早,已有八年之久,但是二人没有结合,至今还在苦苦相思。接下去的“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交代了原因,原来是门第身份差别太悬殊,就像松树下的女萝草,虽然有心攀援缠绕而上,但可惜“蔓短”而松树枝又很高,“萦回上不得”。以形象的比喻点出了二人不能结合的原因。
主人公没有就此罢休,仍然从秋夜到春日在长相思,而且还发出了充满一片痴情的祝愿:“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听人说人要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只要这个愿望真诚至极,就会感动上天,上天就能成全,使之成功,所以她才长相思,并且发出“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的美好心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者几乎雷同,不过是把“比翼鸟”换成“比肩兽”罢了。诗人以“步步比肩行”的“远方兽”及“枝枝连理生”的“深山木”为喻写女子的心愿,具体形象地写出了抽象的感情。
这首诗中有不少数量词,如“一夜”“九”“十五”“二十三”等,大多两两相对,如“九月”对“二月”。这些数量词与其它词的巧妙搭配,使语言更加通俗,别具一格。前八句和后四句又用了隔对法。“九月”四句用蒸韵,与“二月”四句用灰韵,句句隔对,交错回环;后四句是隔句对,既是排句,又是比喻。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思丰富深刻,情感缠绵俳恻,情调凄婉哀怨,更能激荡读者的心灵。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这篇游记,虽然名为《游媚笔泉记》,实则更多的写了去媚笔泉一路情景。先叙桐城西北的山势,次叙沿小溪西入,沿路风光,然后,始写媚笔泉及酒宴。文章由远及近,层层写来, 逐步深入,写景绘物,神态生动,颇能引人入胜。
第一段写桐城西北龙眠山的山势与源出于此的龙溪水势。龙眠山绵亘数百里,但在将平之处,两崖忽县,而“龙溪曲流,出乎其旬”。
第二段写前去媚笔泉的沿途所见。作者一行循龙溪行,正值阳春三月,宿雨初睛,沿龙溪十余里,水声响亮,溪畔都是树、石,随后作者等发现溪有潭,其中一块雄奇不凡的大石,状如刚刚洗浴完毕的马,扬着鬓,回顾它的同伴。游人攀授到这块大石上,“俯视溶云,鸟飞若坠”。然后一行人循崖游览,见一组奇石,它们“连石若重楼,冀乎临干溪右”;并讨论这是否是北宋画家、龙眠隐士李公麟的“垂云泮”。这组奇石有一株奇树相伴,该树生于石缝,并且能长到荫数十人之大。山水跌宕,忽又“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又“南有泉”,这才点到了正题:媚笔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泉又与龙溪连通。
第三段收结全文。先写左学冲老人筑室于媚笔泉水所汇的池畔,室未筑就就邀人入饮,板有雅兴。至傍晚,天气阴沉,“山风卒起,振肃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于是游客“悚焉”,兴尽而返。
本文以游程为明线,还有一条暗线是水。作者所到之处都有龙溪或媚笔泉的水相伴。作者笔致也如水般纤敏柔细、曲折回环。这是此文的阴柔之美。然而此文有溪泉也有山石,山、石常是高耸,斩截,奇特,险峻,是阳刚的。同时,作者此游虽以媚笔泉为目的,但文章描写的主体部分却是前往媚笔泉的过程。这种漫不经心,也颇具阳刚的特征。至于文中所描绘的动静互渗、天水交融,乃至白日游览时的晴好天气、勃勃兴致,与入暮时分的天气变坏,山风慑人一一都不愧是阴阳兼用的妙笔。
人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登高望远、咏史怀古的诗歌总要带上一股浓浓的愁绪,仿佛凭吊历史古迹,眺望莽苍景色必然要“惆怅”。从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到苏轼那两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似乎让人读来浑身上下都裹了一层悲凉。
也许,登高极目时,总会让人感到宇宙的浩瀚与自然的阔大,从而感受到“人”的渺小。凭吊古迹时,总会让人感到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无情,从而感受到“我”的短暂。所以,在时间与空间面前的悲哀、孤独、失落,是人类一种共同的心理感受,它从古到今笼罩着那些敏感的诗人,使他们一登上山峦楼阁,一看见遗址陈迹,就会从心底里透出一种哀伤悲凉的感慨。
杜牧这首诗就是在浩荡的大江面前生出来的无限感慨。有人以为曹操能以布囊盛沙塞断长江,这荒唐的念头真是可笑;苻坚自称投鞭可以断流,这口气也实在狂妄得可以。可是这些荒唐与狂妄的人如今都早已灰飞烟灭,而江上渔歌依然、沙鸥依然,夕阳西下,明月东升,又何尝因为这些狂人而改变半分?就是那位智谋极高、财富极多,进而运筹帷幄、退而泛舟江湖的范蠡,如今又何在呢?还不是一抔黄土、化为清尘了吗?只能让人千载之下感到寂寞而惆怅。江上的好风依然在吹,但曹操享受不上,苻坚享受不上,范蠡享受不上,却都付与了往来江上的商人。惟有长江依然是长江,它千百年来仍是上连巴蜀汉中,下接潇湘吴越,汹涌时惊涛拍岸,叠浪如山,平静时水光接天,明如平镜。
人在宇宙与历史之中永远是一个匆匆过客和一粒小小沙砾,除非缩于蜗角,坐井观天,才能获得夜郎自大的满足,否则就永远会感到存在的悲剧意味。诗人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在思索一些常人不愿意思索的问题或觉得不必思索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比常人更多地品尝到人生的悲哀。正像杜牧另一首咏史怀古诗《江南怀古》所说:“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两句的潜含意义。其实,诗人是在叹息,纵然像秦始皇那样使“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一统帝国的伟人,如今又安在呢?井邑山川却仍然是老样子,并不因为一两个伟人而改变。杜牧另一首《题敬爱寺楼》里说:“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这“悠悠”就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悠悠”,并不是《诗经》中“悠悠我心,青青子衿”的“悠悠”。冯集梧注引《淮南子》:“吾日悠悠惭于影”,也是对的;日影是时间的标志,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之前,有谁能不惭愧自己的短暂生涯?在高楼远眺,又有谁能不怅叹自己的渺小?
《三国演义》开篇的一首《临江仙》,有几句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中的苍凉正是“人”对生存意义的困惑。同样,当读杜牧《西江怀古》时,便不由感到这个诗人当时眺望长江、缅怀古人,心里一定也在想人在无垠的空间与无际的时间里那尴尬的处境。
诗歌里有几类主题常常是老生常谈地被人反复吟咏,像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包括爱情与友谊),什么理想与事业,什么山水自然的美丽等等,千人道过来,万人道过去。人生的短暂、个人的渺小与宇宙的永恒、自然的阔大,也不知道有过多少诗歌写过这个主题,像《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都是这一主题的咏叹调。可是,为什么诗人总是乐而不疲地反复咏哦,而读者总是不觉其烦地愿意捧读呢?这是因为这个主题永远牵动着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暗结,即“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人活着就是要建功立业,那么当他生命结束化为黄土之后这功业又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人存在于世不是为了建功立业,那么他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人生如果是一场戏,那么每个人似乎都成了牵线木偶式的傀儡。人生如果不是一场戏,那么表现了一番身手之后又由谁来评是说非?人生为什么只有百年之期,而宇宙却为什么永世长存?自人的角度看宇宙,那似乎是一个永远解不尽的巨大的谜,而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是不是会觉得人类像忙忙碌碌的蚂蚁或不知春秋的蟪蛄?于是,这个主题在人们心中就成了一个“原型”,每当这一原型出现,人心都会发生共鸣,因为古人也罢,今人也罢,东方人也罢,西方人也罢,都有着这么一个心灵共震频率。
所以,当杜牧的《西江怀古》以浩瀚宏大、亘古不变的长江及江上古今咏唱的渔歌、江面飞去飞回的沙鸥、永远东升西落的日月反衬人类英雄智者的渺小时,人们就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阵“人”的哀伤。尤其是当想到曹操、苻坚、范蠡虽是英雄豪杰。却不过是匆匆过客徒留笑柄,因而反观更加渺小的“我”时,这心中的怅惘便更加上了一重愁思。
民歌中,情歌一类数量很多。它不仅有较高的审美娱乐价值,而且也起到实际的爱情桥梁的作用。在我国西南民间,对歌的风俗自古很盛。刘禹锡谪居巴楚间的诗作中就有这种民俗的描写,这首《踏歌词》就是。踏歌是不用伴奏、踏地以为节拍的徒歌,是民歌的一种唱法。刘禹锡居夔州时创作了《踏歌词四首》,这是第一首。
开篇以景起兴。春江水涨,几乎平堤。尤其在月下,堤面和江面都明晃晃连成一片,更给人水与堤平的感觉。“大堤平”三字,不仅写出江水上涨,大堤平宽,还写出月色的皎洁。就在这样的春江花月夜,堤上走着成队的“女郎”。她们都是生在村野的民间姑娘,是趁月圆之夜“踏歌”来的。她们初来的情态是彼此偎靠连袂而行,既兴奋,又含几分娇羞。一二句写“春江月出”,是暮色;三四句写到“红霞映树”,是拂晓,其间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省略了一些情事。从三句的“唱尽新词”和“欢”等字样看,省去的正是“新词宛转递相传”的对歌的情景。民间对歌,词儿大多是即兴新编,言为心声,所以是“新词”。“欢”则是女方所悦的男子,即对歌的另一方。歌声一起,姑娘们最初的娇羞立即被赶跑了,到后来,新词唱尽,便与所欢相就。所以同组第三首《踏歌词·新词宛转递相传》就写道:“月落乌啼云雨(指男女私情)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在这样美丽的夜晚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找到情侣,同时也有人找不到。三四句正是这样一个特写的镜头。它表现的并不是全部的女郎而是其中的某一个。在别人都凭歌声为媒介而会到自己所“欢”的时候,她却是“唱尽新词欢不见”,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但她仍旧怀着希望,一直等到“红霞映树”的早晨。小伙子最后是否来了,“鹧鸪鸣”声似乎有所暗示。然而终究是个谜,有两种猜法。鹧鸪雄雌和鸣,也许暗示姑娘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但也可以是相反,这双双鸟儿和鸣之声反衬出她的烦恼。不光这结尾有些扑朔迷离,第三句省略的主词也有解作女郎全体的。从而这就成了一个很离奇的夜晚——小伙子们都没有来,姑娘们都有些不堪。总之,由于使用了省略和暗示的语言,使得此诗意境灵活,不易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诗写出了妙龄中的女郎对爱情失望而有所期待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