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生离死别，是人生痛苦事。因此，送别之诗大多消沉凄苦，字句显得沉闷。唐初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摆脱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成为送别诗中的名篇，徐铉的这首送别诗，虽不及王勃诗那样有名，但也别开生面，有其独到之处。
诗的首联扣题，写送别，先写送别时的形势。当时南唐偏安江南，其他地区正战乱不绝。朋友相别，离愁别绪，本来就够凄苦的了，又值兵乱不绝，更令人焦心。这“海内兵方起”一句，包含甚富，突出了感离伤别的浓重气氛，带出下句“泪易垂”之意。
颔联归结到王四十五身上，并抒发了诗人的惜别之情。“负米”事见《孔子家语·致思》，王四十三离开相对安定的地区，不辞艰险，回家尽孝。下句作一转折：“当此落英缤纷之时，我们二人正应把臂同行，赏花饮酒，你要回家尽孝，我只得在此送别，只可惜辜负了春光。”“无可奈何花落去”，惜别之情更见凄婉。送别的气氛，与王四十五的情谊，至此已抒写得淋漓尽致了。于是颈联语气一转，由伤离而劝慰。诗人另有一首《七夕应令》诗说：“斗柄易倾离恨促，河流不尽后期长”。“后期”亦同此义。这句是说，一别之后，可以鱼雁往来，相互宽慰，终还有相逢之日。末联“折柳”相赠，则是古代朋友相别时的习惯，以后就成了送别的代称。《三辅黄图·桥》即记“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唐代权德舆《送陆太祝》诗亦有“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之句。这一联是说：我情意殷勤，折柳相赠，君须记取，这是向南之枝。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东都江都在江北，江宁则在江南，友人虽北去，然而思念朋友之时，必定会翘首南望的，所似特地说“此是向南枝”。这样，末联以折柳相赠，慰藉友人，归结全诗。
此诗表达了朋友间的真挚情意，抒写了离别时的缠绵情思，但伤别之中有劝慰，并不一味消沉。诗的语言也平易朴实，颇能感人。在送别诗中，是一首上乘之作。
这首词，上片以景衬情，下片则描绘人物时蕴情会意。全篇借春风杨柳绘写浓春美景，衬比香阁女子的绰约风姿，曲传离思别意，景与情谐，物与人合，宛转含蓄，情致缠绵。词中化用金昌绪的《春怨》和王昌龄的《闺怨》诗，但有神无迹，如轻霜溶水，泯融无痕。诗词都写到莺声惊梦生恼，春柳触发怨情，但诗中闺妇听莺声而小庭追打，见柳色而直说悔意，明朗爽利，感情真切；词里的香阁女子却只是浓睡不起，宿妆不整，娴静温婉，含而不露。二者相比，感情表现上有隐显曲直之别，声情口吻上有坦露含蓄之殊，语言上有质朴明快和清丽优雅之异，意趣、韵味也自判然不同。
上片起笔“东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先绘出一幅如画春景：东风吹温送暖，催引生机；杨柳因春风吹拂而萌发春意，虽未青青成阴，却染得人满眼春色；柳丝纤细，柳烟疏淡，似有若无，自有一种迷蒙意态；一番春雨初霁之后，柳色显得倍加清新，翠意撩人，秀色可餐。这两句将春风、春柳，春雨、春晴，编织一起，色彩明媚，春意盎然，令人心醉神迷。
“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二句，词意陡生顿挫。面对烂漫春光，不是览景生欢，而是意趣索寞，“香阁浓睡”，情态异常。着一“恼”字，既是贯下，也暗暗承上。上两句描绘春景，是为了衬示香阁女子的怨思，即以乐景而反衬哀情，从而形成鲜明对比，把离情怨思烘托得更加强烈。由于人物内心状态的异常，观景亦有异常之感：春色娱人，莺声悦耳，是常情；而春色恼人，闻莺心烦，则是变态。词中香阁女子所以对春色视而不见，恹恹无绪，黯黯思睡，听到莺声却生恼恨，实际是因春感怀，睹景伤情。莺声惊睡，也许还惊破了好梦。
下片“眉叶细，舞腰轻，宿妆成”为人物描写。眉叶、舞腰，既是咏柳，也是写人，杨柳枝叶的纤细袅娜，女子眉腰的秀美窈窕，词人生花妙笔的晕染下，相互叠印复合。柳如美人，美人似柳，形象隽丽，比喻贴切，既写出柳的风神，也显出人的韵致。“宿妆”，隔夜未整的残妆。词里的“宿妆成”，是指香阁浓睡的女子醒来，无心梳洗，懒于修饰。此处虽不明白言情，而从“宿妆”不整的容态中自然溢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幽怨。结拍“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三句正面点示题旨。
“一春芳意”与“三月和风”为对偶句，同是“牵系人情”的景物。这三句意思是：柳芽茁长的春意，萦拂柳条的春风，以及柳枝上的莺啼，柳树间的烟锁，无不牵系着闺中人的情思。“牵系”二字，切柳丝。全篇明以柳起，暗以柳结，中间所及，关涉到柳，联想古诗词中常用的柳的内涵自知“人情”为何。
全词着意描写浓春烟景中，巧妙地将杨柳的丝缕和人物的纷乱心绪牵连绾合，衬写出香闺女子的春怨，情景交融，别具风情。
这是苏轼题在李白画像上的一首诗。这类诗，旧称“像赞”，多应像主或其后人之请，说些颂扬的话。苏轼晚于李白三百多年，在丹元子所出示的李白像上主动题诗，这不是一般的“像赞”，而是诗人在抒发对这位伟大前辈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前人说苏轼诗“用事博”，这首诗运用典故和比喻，在十四句诗中就把十分复杂的“并庄、屈为心，合儒、仙、侠为气”的李白精神面貌表达得明朗而丰满。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开头两句异峰突起，写出了李白的高尚形象。“天人”是用邯郸淳赞扬曹植的话（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整句是说古来多少才俊之士都已湮没。这里用“天人几何同一沤”来反衬李白的声名永垂。下句从“谪仙”翻出新意，显出李白的卓立不凡。
《新唐书·李白传》载，贺知章读了李白的文章，对他赞叹说：“子，谪仙人也！”后人因称李白为谪仙。但苏轼对此犹不满意，谪降人间，终是凡人，所以翻案说“谪仙非谪乃其游”：人间的李白并非神仙谪降，而是神仙出游。这个美妙的想象和赞誉，比贺知章的“谪仙人”高出一头，李白既不是谪仙，更不是天人，而是远远地超乎两者之上的到处遨游的神仙，因此第三句说“麾斥八极隘九州”。“挥斥八极”，语出《庄子·外篇·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这是说李白遨游天地，放纵八极，那个八极之内的小小的九州在他眼里就显得十分狭窄了。
“化为”两句，用韩愈《双鸟诗》意，又生发出一个奇特的想象。苏轼借此把同时的李白和杜甫喻为天外飞来的双鸟，把他们不朽的诗歌喻为“一鸣一止三千秋”意思是，不知要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李白、一个杜甫。
李白并不是遨游八极的神仙、天外飞来的神鸟。“麾斥八极隘九州”，只是从空间上比喻李白精神境界的阔大；“一鸣一止三千秋”，也只是从时间上比喻李白诗才的难遇。这些比喻想象，虚而又玄，但恢廓宏远，其“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正是从宏观上为李白立照传神。如此运笔，也是在为下文作铺垫。
“开元”两句是说：遨游的神仙，天外的神鸟，只因见到人间有个开元盛世，才来此稍事勾留；想笼络他多留些时日尚且不可，他难道还肯去乞求什么吗？这么一转，总收以上恢宏的幻境；而李白来到人间，也是王朝的瑞气，国家之大幸，不可以世俗之眼来看待他。全诗十四句，前七句用幻境写李白的精神境界，到此收住。
后七句则着重写李白的蔑视权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十四句句句用韵，韵随意转，七句换韵，音节颇有特色，这在古体诗中是少见的章法。因此，它曾被人错误地从换韵处割裂为两首诗。
后段以“西望”两句领起，是承前而来。两句本指秦、蜀之间，只有鸟道可通，人难逾越。苏轼化此两句为“西望太白横峨岷”，又引出下句“眼高四海空无人”，是说李白眼高绝顶，雄视四海。
“大儿”句是说李白视天下无人，只和郭子仪、司马子微两人交好。句中的“大儿”、“小儿”，本是东汉末年祢衡的话。这里借来安在李白名下，显得口气很大。这四句连写李白的高视无人，因前七句已铺垫丰厚，所以平平道来，自然熨贴。但它又是在为下文蓄势，警策、高峰都在下两句。
势足气壮，奇峰崛起：“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曾先后被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和骠骑大将军，称高力士为“将军”，以显其权势之盛。相传李白在宫中陪玄宗饮酒，醉后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从此怀恨，于是中伤李白。这两句承前而起，托李白的口气说话。这时的李白已不止是一般地轻视高将军，而是声色俱厉、痛加呵斥了。这充分表现了李白对权贵的蔑视，也表现了苏轼对权贵的蔑视。人称李白为“谪仙”，称苏轼为“坡仙”，论气质，论诗，苏轼都最接近李白，苏轼也自认为最理解李白。所以最后一句，是诗人向死去三百年的李白通话。
这首诗中赞颂了李白不同凡响的器质、与杜甫的深挚友谊和名垂千古的艺术成就；赞颂了李白不受名利羁绊和傲岸清介、不可一世的精神面貌。更称扬他能慧眼识拔英雄于危难之中，以及视权贵如粪土的高尚品格。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