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对妻子杨氏的告诫和表白，开篇诗人就表达了愿意与妻子相濡以沫、相守一生的婚恋态度，接着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教育妻子，之后说明怎样过安贫的日子，最后诗人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自己希望和妻子一起同甘共苦的愿望。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诗文以开头便直接了当，将全诗一下提到一定的思想高度。表示自己愿意与妻子相守一生。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这一反问使前面的共生死之说显得愈发不可动摇。接下来诗人用四位贤者及妻子的事例说明什么样的夫妻才算楷模，教育杨氏向古代的贤妇人典型学习：黔娄不追求名利，妻子也不贪图物质；冀缺由贵族变成农民，妻子一样尊重体贴；陶渊明弃官归隐，妻子翟氏照样操持家务；梁鸿不肯当官，妻子也没嫌弃家贫。诗人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交代了四对夫妇的纯朴爱情，提倡相敬如宾、安贫乐道的精神，希望杨氏能以她们为榜样，继承好传统。事例妥贴，文字流畅，充分表达了诗人的诚意。
诗文接着由典型转入现实生活，说到生活，不要追求奢华生活，粗衣蔬食，安贫乐道。“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干载后，传是何如人？”诗人一个设问，既是在问杨氏，也是在问自己。诗人在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真诚爱情态度的同时，也给妻子传递自己对待今后生活的理念：安贫乐道。“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人活在世上，不能形同行尸走肉，要做一个“独善身”的人。这是诗人对爱妻的要求，也是对后人的谆谆教导。
接下来六句，诗人进一步论述安贫乐道的观点：在人生的道路上，简单地追求“温饱”两个字。有蔬菜饭食就可以，不必追求什么美味佳肴；粗麻布衣暖和就行，无须追求绫罗绸缎。两个“何必”，一个先祖的贻训，一个自己是“贞苦士”，有道理，有事实，反复申诉了自己的恳求，在家常絮语中表达淡泊富贵名利的思想。最后，诗人又用杨氏的家祖事例进一步阐述，希望和妻子一道同甘共苦。“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无论今后贫穷还是富有，愿与你白头到老，这是对全文的概括，也是作者的最高祝愿，是诗人真挚的情感誓言，使整个作品形成完整的形象。
全诗语言朴实，如叙家常，以古比今，从远到近，不厌其烦，似乎为妻子讲家训，虽然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夫妻的伦理道德，是妇道，缺乏新婚燕尔的情感波涛和心灵震撼，同时却以言辞的恳切和坦率打动人心，自成风格，读来亲切感人，表现了诗人高尚情操。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此妓在饯别时的情景。首先表现她送别长官时的悲伤情态。她因这次离别而伤心流泪，却又似感害羞，怕被人知道而取笑，于是用纨扇掩面而偷偷弹泪。她强制住眼泪，压抑着情感，唱起《阳关曲》，殷勤劝陈襄且尽离尊。上阕的结三句是官妓为陈襄劝酒时的赠别之语：“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这次陈襄赴应天府任，其地为北宋之“南京”，亦可称“帝城”。她曲折地表达自己留恋之情，认为帝城虽然有如天远，但此后见天容易，再见贤太守却不易了。这将是永远的离别。她清楚地知道：士大夫宦迹无定，他们与官妓在花间尊前的一点情意，离任后便会很快忘掉的。词情发展至此达到高潮，下阕全是模写官妓的相思之情。
下阕模写歌妓的相思之情。苏诗《孤山二咏并引》云：“孤山有陈时柏二株，其一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为儿时已见其枯矣，然坚悍如金石，愈于未枯者。僧志诠作堂于其侧，名之曰柏堂。堂与白公居易竹阁相连属。”苏轼咏柏堂诗有“忽惊华构依岩出”句，诗作于熙宁六年六月以后，可见柏堂确为“新构”，建成始一年，而且可能由陈襄支持建造的（陈襄于五年五月到任）。在此宴别陈襄，自然有“楼观甫成人已去”之感。官妓想象，如果这位风流太守不离任，或许还可同她于画堂之曲栏徘徊观眺。由此免不了勾起一些往事的回忆。去年春天，苏轼与陈襄等僚友曾数次游湖，吟诗作词。苏轼《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诗有“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后作《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诗亦有“三月莺花付与公”之句，清人纪昀以为“此应为官妓而发”。可见当时游湖都有官妓歌舞相伴。“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是说眼下已是花飞春尽，大好春色要到明年才有了。结尾处含蕴空灵而情意无穷。官妓想象她明年春日再驾着小船在西湖寻觅旧迹欢踪时，“无处问，水连天”，情事已经渺茫，唯有倍加想念与伤心而已。
这首词属于传统婉约词的写法，表现较为细致，语调柔婉。作者善于描摹歌妓的情态，揣测到她内心隐秘的情绪，很有分寸地表现出来，艳而不俗，哀而不伤，切合现实情景。游湖等事，大都有苏轼在场。他了解官妓们的思想与生活，尊重她们的人格，因而能将其情态表现得真实而生动。可以设想：当这位官妓在尊前请求苏轼代为作词以赠陈襄，词人对客挥毫，顷刻而就，她当即手执拍板情真意切地演唱起来，声泪俱下，在座诸公无不被感动，尤其是太守陈襄。
从这首词，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宋代统治阶级维持着歌妓制度，在官府服役的官妓，歌舞侍宴，送往迎来虚度青春，没有自由，精神生活十分痛苦。如仪真的一位官妓所说：“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夷坚丁志》卷十二）尽管她们身着绮罗，出入官府，实际上属于“贱民”，处于社会中卑贱的地位。由于职业关系，她们不得不歌舞侑觞，也不可能不与长官们尊前调情。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公开玩弄妇女的一种方式。可见词中的官妓敬劝别酒、缅怀旧事、瞻念未来之时是有许多凄凉的情感，隐藏着对不幸命运的叹息悲伤。她们与长官的情谊，真真假假，很难说清。二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又使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情谊。苏轼为应酬官场习俗，实有相戏之意，将这种关系表现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非常巧妙。词的真实含意是比较复杂的。它是苏轼早期送别词中的佳作，反映了作者早期创作所受传统婉约词风的影响。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