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发离情别绪的作品。上阕从男主人公起笔,下阕则落在女主人公身上,两阕遥相呼应,如倾如诉。上阕描绘了男主人公的惆怅先是从描摹情态入手的,“怅望梅花驿”,是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典故,说欲得伊人所寄之梅(代指信息)而久盼不至,因而满怀惆怅:“凝情杜若洲”,取《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之意,欲采杜若(香草,也指信息)以寄伊人,却也无从寄去,徒然凝情而望。来鸿不见,去雁也难,终于,他从深思回到了现实:距离阻隔了一对情人,难以相聚。四个长短不一的句子,恰如一组逐渐推云的镜头,在令人失望的结局上定了格。
如果说男主人公的愁绪是悠长而缠绵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思念则显得炽热急切,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妇坐卧不宁百般无奈矛盾心理。“缄素”、“题红”两句用的是书信往来的典故,“远”、“秋”二字,巧妙地点出了她与情人之间音讯断绝的愁绪。最后,焦虑而痛苦的姑娘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伴着情人远行的江水,但愿它能带去她的思念,然而,那不肯回头的流水和着姑娘的失望、抱怨,最终使这段爱情以悲剧作结。不过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是悲悲切切的叙事,而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恋歌。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认为:“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无论是表述两人不能相见的痛苦,还是诉说那无边的思念,作者都写得含蓄蕴藉。如“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云木兰舟”:“高楼”指女子居处,木兰舟代喻出游男子:“高楼”与“木兰舟”的距离点出了他们无法相见的残酷现实,“不云”一词用在这里,给人一种语尽意不尽的境界觉。全词没有一处用过“思”字,但字字句句却充满了思念之情,这表明作者遣词造句的艺术工底十分深厚,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主旨,又保持了词的特点——清远空灵。
作者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泛单调。如“梅花驿”、“杜若洲”都是虚指,但又与双方远隔,托物寄情密切相关,写女主人公无人传递书信所选用的“双鱼远”、“片叶秋”以及“江已东流”也都属虚拟,但却和她盼望与情人通信的现实十分吻合,这些虚实的统一,不仅有助于表达男女双方的真切情意,而且拓实了作品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运用典故也有创新,词中所用大多为常见的典故,但在作者笔下,别有一番情趣。如“双鱼”、“题红”两典的原意都形容书信传情,平安抵达对方手中,而作者却以“远”、“秋”二字平添了悲剧的韵味,颇有新意。
词中虽有典故,但却一样明白,“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两句,借鉴了白居易“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和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如同已出,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很妥贴地体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
词通过写杏花的凋零,借以哀伤自己悲苦无告、横遭摧残的命运。词之上片先以细腻的笔触工笔、描绘杏花,外形而及神态,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杏花图。近写、细写杏花,是对一朵朵杏花的形态、色泽的具体形容。杏花的瓣儿好似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缣绸,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又逐步匀称地晕染上浅淡的胭脂。朵朵花儿都是那样精美绝伦地呈现人们眼前。“新样”三句,先以杏花比拟为装束入时而匀施粉黛的美人,她容颜光艳照人,散发出阵阵暖香,胜过天上蕊珠宫里的仙女。“羞杀”两字,是说连天上仙女看见她都要自愧不如,由此进一步衬托出杏花的形态、色泽和芳香都是不同于凡俗之花,也充分表现了杏花盛放时的动人景象。
以下笔锋突转,描写杏花遭到风雨摧残后的黯淡场景。春日绚丽非常,正如柳永《木兰花慢》中所云:“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但为时不久就逐渐凋谢,又经受不住料峭春寒和无情风雨的摧残,终于花落枝空;更可叹的是暮春之时,庭院无人,美景已随春光逝去,显得那样凄凉冷寂。这里不仅是怜惜杏花,而且也兼以自怜。试想作者以帝王之尊,降为阶下之囚,流徙至千里之外,其心情之愁苦非笔墨所能形容,杏花的烂漫和易得凋零引起他的,种种感慨和联想,往事和现实交杂一起,使他感到杏花凋零,犹有人怜,而自身沦落,却只空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无穷慨恨。”愁苦“之下接一”问“字,其含意与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相仿佛。
词之下片,以杏花的由盛而衰暗示作者自身的境遇,抒写词人对自身遭遇的沉痛哀诉,表达出词人内心的无限苦痛。前三句写一路行来,忽见燕儿双双,从南方飞回寻觅旧巢,不禁有所触发,本想托付燕儿寄去重重离恨,再一想它们又怎么能够领会和传达自己的千言万语?但除此以外又将凭谁传递音问呢?作者这里借着问燕表露出音讯断绝以后的思念之情。“天遥”两句叹息自己父子降为臣虏,与宗室臣僚三千余人被驱赶着向北行去,路途是那样的遥远,艰辛地跋涉了无数山山水水,“天遥地远,万水千山”这八个字,概括出他被押解途中所受的种种折磨。回首南望,再也见不到汴京故宫,真可以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以下紧接上句,以反诘说明怀念故国之情,然而,“故宫何处”点出连望见都不可能,只能求之于梦寐之间了。梦中几度重临旧地,带来了片刻的慰安。结尾两句写绝望之情。晏几道《阮郎归》末两句“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秦观《阮郎归》结尾“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都是同样意思。梦中的一切,本来是虚无空幻的,但近来连梦都不做,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反映出内心百折千回,可说是哀痛已极,肝肠断绝之音。
作者乃北宋著名书画家,其绘画重高写生,以精工通真著称于世。这种手法于此词的景物刻画中也有所体现,尤其上片对杏花的描绘,颇具工笔画的意蕴。
这首小令用西湖的“昔日”与“今日”进行对比,写出的是“昔日”的“笙歌”“酒楼”“香风绮罗”,“今日’’ 的“干戈”“渔船”’ “落日沧波”,作品在最后还归结出了总的感受。此曲用事实说话,行文流畅,结构严谨,语言朴实,形象生动,“素描”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怀旧”的情绪跃然纸上。
“问西湖昔日如何?朝也笙歌,暮也笙歌。”三句用自问自答方式描述杭州昔日的繁华,令读者立即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当年的西湖确实如此繁华。“问西湖今日如何?朝也干戈,暮也干戈。”同样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写现实中的杭州,十年战乱,民不聊生,尽在三句中。从宏观视野的角度,用对比的手法将西湖今昔盛衰的总体印象表现出来,效果极其强烈。
接着描写湖面和西湖周边的环境,继续用对比的手法。“昔日也,二十里沽酒楼,春风绮罗;今日个两三个打鱼船落日沧波。”“二十里沽酒楼”和“两三个打鱼船”简直不可想象的变化。“春风绮罗”和“落日沧波”,又是鲜明的对比。“光景蹉跎,人物消磨。”两句是对前文今日西湖的高度概括,一切美好的光景都随着战乱离去,众多人物,包括文臣武将和才子佳人也都成为历史。“昔日西湖,今日南柯”两句是结尾,对于作品成败是非常关键的。这两句收束有力而苍劲,大好的风景在战乱中消失,大好的城市在战乱中破碎,大好的生活被战乱毁弃,众多大好的生命被战乱夺取,使昔日繁华美好的西湖成为今天的梦境。战乱是这一-切结果的罪魁祸首。故本篇有反战的思想倾向,是很可贵的。
这首小令并没有直接表达观点,但西湖昔日之繁华安逸与今日之破败荒凉的鲜明对比,正是对战争无言的控诉。全曲语言朴实,纯用白描,情调低沉婉转,有如挽歌。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