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滁州刺史时,游览至滁州西涧,写下了这首诗情浓郁的小诗。此诗写的虽然是平常的景物,但经诗人的点染,却成了一幅意境幽深的有韵之画,还蕴含了诗人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与忧伤情怀,也就是作者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
首二句写春景、爱幽草而轻黄鹂,以喻乐守节,而嫉高媚;后二句写带雨春潮之急,和水急舟横的景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全诗表露了恬淡的胸襟和忧伤之情怀。
诗写暮春景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说:诗人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莺在树阴深处啼鸣。这是清丽的色彩与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幽雅景致。暮春之际,群芳已过,诗人闲行至涧,但见一片青草萋萋。这里幽草,深树,透出境界的幽冷,虽然不及百花妩媚娇艳,但它们那青翠欲滴的身姿,那自甘寂寞、不肯趋时悦人的风标,与作者好静的性格相契,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诗人的喜爱。这里,“独怜”二字,感情色彩至为浓郁,是诗人别有会心的感受。它表露了作者闲适恬淡的心境。王安石有“绿阴幽草胜花时”之句,写初夏之景,与此同一立意。首句,写静;次句,则写动。莺啼婉啭,在树丛深处间关滑动。莺啼似乎打破了刚才的沉寂和悠闲,其实在诗人静谧的心田荡起更深一层涟漪。次句前头着一“上”字,不仅仅是写客观景物的时空转移,重要的是写出了诗人随缘自适、怡然自得的开朗和豁达。
接下来两句侧重写荒津野渡之景。景物虽异,但仍然循此情愫作展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是说:到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郊野渡口,本来就荒凉冷漠,此刻愈发难觅人踪。只有空舟随波纵横。“春潮”与“雨”之间用“带”字,好像雨是随着潮水而来,把本不相属的两种事物紧紧连在了一起,而且用一“急”字写出了潮和雨的动态。结尾句。用“无人”一说明渡口的‘“野”。二句诗所描绘的情境,未免有些荒凉,但用一“自”字,却体现着悠闲和自得。韦应物为诗好用“自”字,“自”字皆可释为“自在”“自然”之意,含有“自我欣赏”、“自我怜爱”的意蕴。“野渡”句当作如是解。舍此,便与一二句相悖谬了。这两句以飞转流动之势,衬托闲淡宁静之景,可谓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这首诗中有无寄托,所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旧注以为这首诗有政治寄托,说是写“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但过于穿凿附会,难以自圆其说。有人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诗中流露的情绪若隐若显,开篇幽草、黄莺并提时,诗人用“独怜”的字眼,寓意显然,表露出诗人安贫守节,不高居媚时的胸襟,后两句在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中,蕴含着一种不在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忧虑、悲伤的情怀。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和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和不合意的事情,而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地流露出来。 这首诗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唯独喜欢涧边幽谷里生长的野草,还有那树丛深处婉转啼鸣的黄鹂。
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荒野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悠闲地横在水面。
注释
独怜:唯独喜欢。
幽草:幽谷里的小草。幽,一作“芳”。
生:一作“行”。
深树:枝叶茂密的树。深,《才调集》作“远”。树,《全唐诗》注“有本作‘处’”。
春潮:春天的潮汐。
野渡:郊野的渡口。
自横:指随意漂浮。
作者任滁州刺史时,游览至滁州西涧,写下了这首诗情浓郁的小诗。此诗写的虽然是平常的景物,但经诗人的点染,却成了一幅意境幽深的有韵之画,还蕴含了诗人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与忧伤情怀,也就是作者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
首二句写春景、爱幽草而轻黄鹂,以喻乐守节,而嫉高媚;后二句写带雨春潮之急,和水急舟横的景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全诗表露了恬淡的胸襟和忧伤之情怀。
诗写暮春景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说:诗人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莺在树阴深处啼鸣。这是清丽的色彩与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幽雅景致。暮春之际,群芳已过,诗人闲行至涧,但见一片青草萋萋。这里幽草,深树,透出境界的幽冷,虽然不及百花妩媚娇艳,但它们那青翠欲滴的身姿,那自甘寂寞、不肯趋时悦人的风标,与作者好静的性格相契,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诗人的喜爱。这里,“独怜”二字,感情色彩至为浓郁,是诗人别有会心的感受。它表露了作者闲适恬淡的心境。王安石有“绿阴幽草胜花时”之句,写初夏之景,与此同一立意。首句,写静;次句,则写动。莺啼婉啭,在树丛深处间关滑动。莺啼似乎打破了刚才的沉寂和悠闲,其实在诗人静谧的心田荡起更深一层涟漪。次句前头着一“上”字,不仅仅是写客观景物的时空转移,重要的是写出了诗人随缘自适、怡然自得的开朗和豁达。
接下来两句侧重写荒津野渡之景。景物虽异,但仍然循此情愫作展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是说:到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郊野渡口,本来就荒凉冷漠,此刻愈发难觅人踪。只有空舟随波纵横。“春潮”与“雨”之间用“带”字,好像雨是随着潮水而来,把本不相属的两种事物紧紧连在了一起,而且用一“急”字写出了潮和雨的动态。结尾句。用“无人”一说明渡口的‘“野”。二句诗所描绘的情境,未免有些荒凉,但用一“自”字,却体现着悠闲和自得。韦应物为诗好用“自”字,“自”字皆可释为“自在”“自然”之意,含有“自我欣赏”、“自我怜爱”的意蕴。“野渡”句当作如是解。舍此,便与一二句相悖谬了。这两句以飞转流动之势,衬托闲淡宁静之景,可谓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这首诗中有无寄托,所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旧注以为这首诗有政治寄托,说是写“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但过于穿凿附会,难以自圆其说。有人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诗中流露的情绪若隐若显,开篇幽草、黄莺并提时,诗人用“独怜”的字眼,寓意显然,表露出诗人安贫守节,不高居媚时的胸襟,后两句在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中,蕴含着一种不在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忧虑、悲伤的情怀。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和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和不合意的事情,而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地流露出来。 这首诗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一般认为这首诗是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韦应物任滁州刺史时所作。作者非常喜爱西涧清幽的景色,一天游览至滁州西涧(在滁州城西郊野),写下了这首小诗。
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西涧,在滁州城西,俗名上马河。此诗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时韦应物出任滁州刺史。
诗写暮春景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开头二句是写日间所见。暮春之际,群芳已过,诗人闲行至涧,但见一片青草萋萋。幽草,虽然不及百花妩媚娇艳,但它那青翠欲滴的身姿,那自甘寂寞、不肯趋时悦人的风标, 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诗人的喜爱。这里,“独怜”二字,感情色彩至为浓郁,是诗人别有会心的感受。它表露了作者闲适恬淡的心境。王安石有“绿阴幽草胜花时”之句,写初夏之景,与此同一立意。首句,写静;次句,则写动。莺啼婉啭,在树丛深处间关滑动。莺啼似乎打破了刚才的沉寂和悠闲,其实在诗人静谥的心田荡起更深一层涟漪。次句前头着一“上”字,不仅仅是写客观景物的时空转移,重要的是写出了诗人随缘自适、怡然自得的开朗和豁达。
接下来两句,侧重写荒津野渡之景。景物虽异,但仍然循此情愫作展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到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郊野渡口,本来就荒凉冷漠,此刻愈发难觅人踪。只有空舟随波纵横。二句诗所描绘的情境,未免有些荒凉,但用一“自”字,却体现着悠闲和自得。韦应物为诗好用“自”字。“欲啭不啭意自娇”,此写莺啼。“恬然自安流”,此咏百川分流。这类“自”字皆可释为“自在”“自然”之意,含有“自我欣赏”、“自我怜爱”的意蕴。“野渡”句当作如是解。舍此,便与一二句相悖谬了。
这两句在结构安排上也很精当。“春潮带雨晚来急”,构成典型环境,与下文形成因果关系;“急”与“自”两字互为照应,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情感意识,把客观景物和抒情主体有机地融为一体。状出难写之景,达出难言之情。
旧注以为这首诗有政治寄托,说是写“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过于穿凿附会,难以自圆其说。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份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