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不到三百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具文采。文章的开头两句，就点出黄鹤楼所在的地方，在武昌城西南角，使人一开始就对黄鹤楼有了明确的印象。“图经”以下五句，阐明黄鹤楼取名的由来。据《图经》载，黄鹤楼是因费祎登仙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处休息，于是定名的。后两句更旁征博弓卜提出晋代葛洪的《神仙传》和南朝梁代任昉的《述异记》都记载了关于黄鹤的故事，以证明事实不虚，以增强黄鹤楼命名由来的说服力。仙人乘鹤，本属虚无，而作者却以无作有。这样就给这座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之所以采用神话传说，是为了突出这座楼不同寻常之处，它曾是神仙到过的地方，这样写也是为本文主旨服务，为下文伏笔。接下来几句写楼的外貌：“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一组对偶，刻画楼的整体形象。句中的“耸”和“高”、“巍峨”和“巃嵸”都是高的意思，重叠使用，铺陈楼的高大。“上倚河汉”写楼的顶端，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高：“下临江流”写楼的底部，进一步交代楼的地理位置，写出楼在江边，“重檐翼馆，四闼霞敞”这一组对偶句是对楼的建筑结构的具体描写。至此，作者对楼的外貌刻画，气势雄伟。“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一组对偶句写登楼的感触，正因为黄鹤楼高入云天，又临大江，所以登楼可以远眺周围城市乡村，弯下腰可以拍击萦绕大楼的云气和烟雾。一个“坐”字，说明无意观景而周围景物尽收眼底“俯拍”二字，构思别致，而“云烟”既能“俯拍”，其身在高处可知：这两句虽未直言楼高，而一座直凌霄汉的高楼已历历如绘，登黄鹤楼如临仙境，于是作者发出“亦荆吴形胜之最也”的感叹。“荆吴形胜之最”这一句，是对楼的重要性作了扼要而有分量的概括。
以上几句对黄鹤楼景物的描写，有上有下，有远有近，有内有外，也有实有虚，行文变化多端，情趣盎然。作者对黄鹤楼的形态己经刻画尽致了，本可以收住，但他意犹未尽，为了确立这座名楼的特殊地位，他又列出“荆吴”以外的东阳的八咏楼和乡的老子祠来作陪衬，说明黄鹤楼能够代替这些楼观以“赏观时物”，“会集灵仙”，突出黄鹤楼的驾在价值。
第二段，作者在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促成者穆宁的本兼各职和籍里之后，接着“下车”二句是颂扬他的政绩，虽是谀词，但乃行文必不可免。以下“道迄”四句，指出黄鹤楼在当地所起的作用，是公余游览或举行宴会的好所在。其中“透迄退公”句与隔句“游必于是”相照应，“登车送远”句又照应隔句“宴必于是”（《文苑英华》本无此四字）。紧接“极长川”两句，是以穆宁的身分远望河山，触景生情，不免追念东汉末年因见王室衰微，登楼兴感而作《登楼赋》的王架；又因穆宁身在黄鹤楼，就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进而宾主畅叙的荀叔伟。这两句是交代穆刺史兴感之曲，因而才有嘱咐阎泊理撰写这篇《黄鹤楼记》付刻碑石的行动，顺理成章，组合严密。这里，作者对穆宁思想活动的刻画也是真实的。穆宁作为一个高级地方长官和封建文人，在特定环境里有那么一些想法，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而后面四句发出有如当年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感叹，也就更合乎情理了。
这篇《黄鹤楼记》文章虽短，却取材得当，层次分明，用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把黄鹤楼的概况包揽无遗，其中有掌故，有景物，有事实，有议论，也有感慨。用这么短的篇幅包括丰富的内容，不失为一篇情辞并茂的好文章。
该词上片描写了词人回忆曾经在一个晴朗的中秋，置身丹桂丛中，月波花影荡漾在酒杯中，而今晚云雨湿了纱窗，只有蜡烛闪光的情景，下片描写了词人想要乘风上天去质问天宫，但路也难通，信也难通，只得在烛光下慢慢喝酒、唱歌的情景，表达了词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怀。
上片，用对比的手法写今宵中秋无月之遗憾。
起首二句，逆入，因今思昔。起笔入题，回忆先年中秋之夜，碧霄无云，皓月当空， 桂影婆娑，桂花飘香，伴桂倚花，把酒赏月，“花在杯中，月在杯中”，怡然自得的情景。“花在”两句，笔意极工，透显空灵静境，欣喜之情。
“今宵”三句，折转写今宵中秋楼台赏月，人酒依旧，却不见明月。原因是“云湿纱栊，雨湿纱栊”，今晚是个雨夜。曲笔写出赏月而不得月的沉闷而遗憾之情。
下片写无月之夜的孤寂愁怀。换头紧承上片。
“浑欲”三句，写企盼中秋之月的心情。“浑欲乘风问化工”写出盼月心情之急切，倍见其遗恨之深。此句暗中透出词人被朝廷闲置不用，报国无门之恨，他要“浑欲乘风”去质问皇上，为何如此对待他。“路也难通。信也难通。”写出愿望难以实现的无可奈何之情状，其怨恨之情显而易见。
结末三句以景作结，写中秋无月之夜的寂寞愁情。词人在无奈之下，只得以红烛为伴，借酒浇愁，慢歌独饮，聊以自慰，以此来打发这个无月的漫漫长夜。其孤苦之状，历历在目。
在这首词中，作者明伤“中秋无月”，实则有英雄末路之叹。全词写景抒情融为一体，语言明白晓畅，婉曲蕴藉，韵味无穷。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豆及豆子的生长情况。“草盛豆苗稀”这句：说明庄稼的长势并不是很好，而主人也没有刻意经营，没有认真除草，表明作者并不是为了生计耕种；侧面表现出他的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境界，也反映出他不追求所谓“正道”而追求自然的无拘无束。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此词上阕描写了一个春色满园、生意盎然而又充满着无限幽情的环境。鸂鶒，是如鸳鸯一样成双成对儿的象征爱情的鸟。有说：“此以鸂鶒之成双，喻闺人之独处。”从全词看，并非如此。这两句写景极其鲜艳，而暗含着欢情，是人眼中之所见。景物本身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下两句把满园春色的景物由动物而到植物，由水面而到池上。这两句的关键在“雨晴红满枝”。如丝的春雨飘洒之后，天色初晴，不仅没有落红满地，而是“红满枝”。有“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感觉。如果如苏东坡所说“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钱泳《履园谭诗》），上阕的四句正是这样。它由美丽成双、金缕其身、翠绿其尾的鸂鶒鸟，而到它们在春池中掀起粼粼水纹，两情欢洽；再由池及岸，树上棠梨花开，雨后新晴，红花满枝；景色幽美，气象清新。布局有动（前二句）有静（后二句），设色有浓（一、四句）有淡（二、三句）。陈匪石称温词《菩萨蛮》“语语是景，语语即是情”（《旧时月色斋词谭》）。从这四句看，正是用此明媚春光、佳景良辰，来衬托人情的欢愉。因为“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此处的着力写景为下阕的意味浓醇奠定基础。
“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至此，才出现了人物。她红润的两腮上，有一对酒窝儿。写一个少女的娇羞，既有形，又有神；既有动作，又有对动作的掩饰;既有乍见时的内心欢悦，又有猛然引起的内心慌乱，这五个字形神兼备地写出了少女那颗欢悦却又不平静的心。沈祥龙《论词随笔》提出：“词有三要，曰情，曰韵，曰气。情欲其缠绵，其失也靡。韵欲其飘逸，其失也轻。气欲其动宕，其失也放。”这句表现情，确很“缠绵”，但是不“靡”；表现韵（味），确很飘逸，但是不“轻”（浮）；表现气（声气），确很“动宕”，但是不“放”（荡）。从词的结构说，这句是全首的关键。
接下来的一句又很警策：“烟草粘飞蝶。’“烟草”，总起来说是阳春烟景，即上阕那绿波荡漾的春水，那缀满枝头的棠梨。在“烟草”与“飞蝶”之间，用了一个“粘”字，可见“飞蝶”之于“烟草”十分迷恋。五、六句联起来看，上句深情无限，下句景色如画。但下句是比托衬映上句的，这“绣衫遮笑靥”的人的深情远韵，恰如飞蝶恋恋于烟草。正是“情以景幽”，“景以情妍”。
俞平伯释首句为少女的妆饰，因而说“绣衫”句“乃承上‘翠翘’句”（见《读词偶得》）。也有人认为“绣衫”两句不过写女人的衣饰精致华丽而已。而艾治平认为“绣衫”两句仍紧承上阕，继续写人情之欢愉，所不同的是：上阕情隐景中，下阕首二句，人则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来，而以真实的描绘直写她的欢愉之情。上下阕之间，“意脉不断”，六句全是写她昔时两情初遇那令人难忘的良辰美景和自己的情意绵绵。可是此时都如过眼烟云，虽可追怀却不可复得了。
“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这句是说，富贵之家，芳菲时节，景物依旧，可是，“玉关音信稀”，当日春游之人，此时已远戍边塞，而且连个信儿都没有。
这首闺情词，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而且“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针缕细密，间不容发，其“昔欢今悲”之感，如“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司空图《诗品·委曲》）透人心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