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闺怨诗描写贵族女子白天郊外游春、夜间独守空房的复杂心理。
诗的开头，描绘出早春的美丽景象。“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紫梅刚刚开遍大地，黄莺的歌声才开始歌唱，休憩了一冬的嗓子，尚未划破那缕梗在喉间的生涩。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少妇，在万物复苏的早春中，出游弄春。“谁家折杨女，弄春如不及。”那刚抽出嫩芽的拂柳，被她轻轻地扬起在那纤纤细手之中。春光与少女的青春丽容交相映衬，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她怕是爱那清澈荡漾的春水吧，静静地绕水而坐，望着水中那秀丽颀长的脸颊，婀娜的身姿，嘴角不禁暗自抿出一抹微笑，遂对镜而妆。却又羞于见人，于是，那曼妙的身姿，掩映在绚烂的花丛之中，一时间，尚分不清楚人面桃花，哪个更艳。这两句很细腻地表现出她顾影自怜的心理。“香畏风吹散，衣愁露沾湿。”置身于此番美妙的春色里，只怕那徐徐的春风吹散了她幽幽的清香呵，那花丛里晶莹透亮的露滴，弄湿了她新着的春装。这两句为以下的情绪由喜转悲作了铺垫。“玉闺”二句写主人公回房。一晃，日落了，这春意盎然的日子，时光总是那般易逝，乘着那装饰华美的车子，恋恋不舍地归至皇城东面的青门之中，那是她独身栖居的小天地。“游衍”四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复杂心情：本以为那盎然的春景，那外出游玩的乐趣，能驱走心底的那份惦念，谁知这“销愁更愁”的消遣，却更加勾起对丈夫的无限思念，春景甚美，然身边少了那个共赏美景的人，纵是再美的景致，在她的心里，都比不上他那一抹含情脉脉的眼神。这次第，怎生勾起了无限伤感之意，却只有暗自垂泪，手里的彩绢，都被那思念的泪珠湿润了。时常在睡梦中梦见那远方的身影，望见他那高大的身姿，闻见他那熟悉的气息，归来时天色已暗，恍惚间，恍若见到了那梦牵萦绕的身影。结句归为女子羡慕同栖双燕之乐。她望着那屋檐前双宿双飞的燕子，猛然慨叹，自己竟不如那檐前双栖的燕子，表现了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和期盼丈夫归来的情怀。
这是一份孤独的美丽，亦是一份美丽的哀怨。在诗人的笔下，活脱脱的一位独居深闺的贵族少妇，承载着满心的思念之心，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更是衬托出她内心的复杂之境，那份哀思，那份幽怨，亦夹杂着几许无奈。怨，却怨不了谁，只是心底那汹涌的思念之情，却是怎么也无法排遣消散的。
简单朴素的语言，却是那般深入到位地描绘出诗中女子复杂曲折的心理，这归功于诗人巧妙的笔法和细腻独到的心思。一字一句，虽是平淡，却都是精雕细琢，勾勒出无尽的意境的；二是诗中反衬手法的妙用，初春乍始的景色，亦引发出女子心底相思之情的萌动，她尽情的游乐，反却徒增相思之苦，末句那双宿双飞的燕子，更是反衬出少女内心的伤感。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首诗前两句写牡丹娇艳可爱的丰姿和闲雅安静的气度，后两句写花欲凋谢时的愁怨，暗言自己愁春光易逝，愁红颜易衰。这首诗以美人喻花，意境优美。含蓄蕴藉，余味悠长。
“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这两句先侧重写牡丹枝叶的状态和花的色彩。诗人以人写花，说碧绿鲜艳的牡丹叶，簇簇拥立，多像一个身着绿妆娴静文雅的少女；那色彩时浅时深错落有致的红色欲滴的花片，又像少女的衣裙。开首这两句，诗人把美人和牡丹融为一体，写的是牡丹的外部形象。
“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这两句是写“牡丹仙子”的内心世界，说花儿似乎也有情感，也有愁。因为牡丹花与春天同在，在美好的春天里，牡丹花娇嫩妩媚，姿容娟秀，清香万里，占尽了春情。然而，春天不能永驻，谁也无法挽留，这正是牡丹的愁心所在。它深知自己的芳香美色只能与春天同在。春天一去，它就会调零衰败，渐渐枯萎。因此，人们只知道欣赏春色，欣赏牡丹花的鲜艳，而不知道它的一片愁心。
这首诗在用字造句上，更是煞费苦心。以“绿艳”衬托“红衣”，使牡丹显得娇媚动人。作者不明言自己愁春光易逝，愁红颜易衰，而让花儿自愁自哀自伤自叹，真是翻奇出新，别有一番情致。全诗把牡丹花写得有血有肉有情感，达到了意境上的神化和形象化，是一篇较好的咏物诗。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