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是北直隶容城人。少年时风流倜傥，喜欢奇特的节操，同时又居家的言行诚恳而美好；自负有着经世之略，常常想要建立显赫的功业，而又不愿勉强出来做官。十七岁，在万历二十八年考顺天乡试考中。在这之前，高攀龙、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海内有名节的士大夫常常追随他们。到了天启初年，逆贼魏忠贤把持朝政，贪官污吏争相巴结他成为他的门下走狗，而又把东林诸君子为看做是朋党。由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缪昌期先后死在东厂监狱，祸事连坐到亲人朋友。而孙奇逢偏和定兴的鹿正、张果中尽力地设法救助，死难诸公最终有赖他们才得以寻回遗体，这就是世间所传“范阳三烈士”。
在这时，孙承宗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负责蓟、辽两地的军事事务，孙奇逢的朋友归安（地名）的茅元仪和鹿正的儿子子善继都在孙承宗幕府。孙奇逢悄悄给孙承宗上书，承宗用军事名义上疏请求进京见驾。魏忠贤很害怕，绕着皇帝御床哭泣，最后用严厉旨意把承宗截留在半路不得回京。而世人由于这个事情更加看重孙奇逢的大义。御史和巡抚都交相上疏推荐孙奇逢出来做官，但孙奇逢不愿做，孙承宗想上疏请用职方的官位来起用孙奇逢辅佐军事，让茅元仪先出来做官，孙奇逢也不答应。后来京城管辖的地区内盗贼多次骚动，容城危困，于是孙奇逢带着全家进入易州五公山隐居，他的门生亲故跟着以保护他的多达几百家，孙奇逢制定规程部署防守，同时又不停地读书教化。
到了清朝时代，官府用国子祭酒的官职来征召他，有关部门敦促他，最后他还是坚决推辞。后来搬家到新安，已经渡过河（黄河？），留住在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把夏峰田庐奉送给他，他接受了并率领子弟耕种，四方来求学的人，愿留下来的人，也授给田地让他耕种，他所居住的地方于是成为了村落。
孙奇逢开始和鹿善继讲学，把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作为宗旨，到了晚年，就融会贯通朱熹的学说。他修身一定刻苦磨练，守父母的丧期，是率领兄弟在墓旁建草庐居住共六年。无论贤能愚笨的人，如果来问学，必定用性之所近来启发他，使他自己努力做好日常之事。他对人从来不摆架子，即使是兵卒工人商人农夫牧童，也一定会诚心对待，由于这样天下闻名，却没有谁嫉妒他。正值杨涟、左光斗受难时，大家都为孙奇逢感到危急，而魏忠贤身边的人都是京师附近的人，向来敬重孙奇逢的品质德行，全都悄悄为他留有余地不过分追逼。
清朝取代大明以后，各位名士都想硬要孙奇逢出来做些事情，平凉的胡廷佐说：“人各有志，他自己乐于享受隐居闲散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他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呢（估计他们是想反清复明）？”在夏峰居住了二十五年后，死了，享年九十二岁。黄河两岸的学者，逢年过节就在百泉书院奉祀孙奇逢，而容城的同刘因、杨继盛一起祭祀，保定的同孙文正承宗、鹿忠节善继忆起在学宫祭祀，天下无论知与不知，皆称孙奇逢为夏峰先生。
赞（一种文体）说：我的哥哥百川从夏峰的学者那里听说，孙奇逢曾经对人说：“我开始自己料想与杨涟、左光斗诸贤是一样的命运（即下狱被害），待到后来经历离乱，能进入死亡的次数有好几次，然而最终还是安然无恙，因此学贵知命而不惑。”孙奇逢论学的书很多，他的品质操行，学者们都记述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讲了，而单单记述他那些分明的大行。正当高阳孙承宪把军事委托给孙奇逢，他尽力推辞不去担任，大家都认为这很可惜，而孙承宪两次被起用两次被罢免，到头来无所成功，《易》所说的“介于石，不终日”，大概就是这样吧。
注释
孙征君：孙奇逢，字启泰，一字钟元，明清之际学者，明亡后隐居，清廷屡征不出，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征君称朝廷征聘不出的隐士为“征君”，“又称“征士”。
北直：即北直隶。旧称直属国都的地区为直隶。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以直属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直属“留都”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北直隶包括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地区。
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
倜傥：豪放洒脱。
内行：居家的言行。
笃修：诚恳而美好。
著功烈：行显赫的功业。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革职，讲学无锡东林书院，为东林党领袖之一，后魏忠贤派人前往抓捕，投水而死。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后被革职，与高攀龙等同讲学于东林书院，世称“高顾”，亦为东林党领袖之一。
名义：名节。
叨秽者：指贪官污吏。叨“通“饕”，贪焚。
杨涟：字文儒，号大中，应山（今湖北省应山县）人，曾上疏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逮下狱，死于狱中。
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年（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天启年间（—）为魏忠贤所害，死于狱中，追谥忠毅。
魏大中：字孔时，嘉善（今浙江省嘉善县）人，因疏劾魏忠贤下狱，死狱中。
缪昌期：字当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为魏党诬陷被捕，死于狱中。
鹿正：明末文学家鹿善继之父，定兴（今河北省定兴县）人。曾倾家营救杨涟、左光斗，时称鹿太公。
张果中：字子度，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人。杨涟、左光斗入狱后，孙奇逢、鹿正及张果中商议，募捐得数千金，入京营救，杨、左死狱中，营救未成。后周顺昌被捕，孙奇逢又筹金数百加以营救，周顺昌死，孙奇逢就以筹金为他办丧事。
范阳：古郡名，辖区相当今北京大部，及天津、河北保定部分地区。容城、定兴、新城俱属古范阳郡。
烈士：古时指有志功业，壮怀激烈之士为烈士，与今义不同。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初年，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包括顺天、保定、辽东等地），后为魏忠贤排挤去职。年（崇祯十一年）清兵攻高阳，孙率家人守城拒敌，城破自杀。
经略：明代有重要军务时，特设经略，负责一个地区的军务。
茅元仪：字止生，归安（今浙江省吴兴县东南）人。
鹿善继：字伯顺，定兴人，明末文学家。万历年间进士，曾支持东林党人的斗争。明亡，清兵攻定兴，城陷被害。著有《无欲斋诗抄》等。
疏请入见：上疏请求进京见驾。
台垣：台院，即御史。当时御史黄宗昌、巡抚张其平等，都上奏章推荐孙奇逢。
交荐屡征：交相推荐，屡次征聘。
职方：官名。当时在兵部设职方司，掌管疆域地图等。
赞：辅助。
易州：古州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
五公山：在易县西。
教条：劝谕性的条规。
弦歌：古代读诗，用琴瑟伴奏者称“弦歌”，后即泛指儒家的礼乐文化教育。
国朝：古人称当朝为国朝，此指清朝。
国子祭酒：学官名，为旧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持人。
敦趣：即敦促。
新安：旧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安新县。
百泉：在河南辉县西北的苏门山麓，为休养游览胜地。
水部郎：工部属员，掌水利等事。
马光裕：字绳诒，山西安邑（今运城县）人。
奉：奉送。
夏峰：苏门山诸峰之一。
聚：村落。
象山：陆九渊，字子静，江西金溪人，曾讲学于象山（在今江西省贵溪县西南），世称象山先生，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也讲理，但不承认程朱所讲的客观绝对的“天理”，而主张“心即理”，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阳明：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县）人，曾居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强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提倡“致良知”，认为封建伦常道德观念，都是人们生而有之的禀性（即“良知”）。王阳明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在明中后期形成学派，影响很大。
和通：融和贯通。
朱子：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南宋理学家，主张存在客观绝对的“天理”，而“天理”的内容又不外三纲五常；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维系封建的纲常秩序。朱熹的学说源于北宋程颢、程颐的学说，故与二程之学合称“程朱理学”，在明清时代被尊为官方哲学，影响极大。
刻砥：刻苦磨炼。
开：启发。
庸行：日常行事。
町畦：界限。“无町畦”意为不摆架子。
牧竖：牧童。旧称童仆为“竖”。
阴为之地：暗中为他留下余地，不过分逼迫。地：地步，余地。
鼎革：改旧换新，旧时多指改朝换代，此处指明亡清立。
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县。
吾侪：我辈。
刘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宋元之际学者，著有《静修集》。杨
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嘉靖年间进士，因弹劾严嵩而被害。
分：料想。
质行：品质操行。
谱：记述。
荦荦：分明。
孙少师：即孙承宗。少师一般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
“介于石，不终日”：语出《易经·豫》。“介于石”，《说文·通训定声》认为“介”假借为“扴”，《朱子语类》：“介于石，言两石相摩击而出火之意。”
殆：大概。
庶：差不多。该句意为孙承宗的遭遇大概就近似《易经》所说的“介于石，不终日”吧。
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