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诗有“看取莲税净，应方不染心”之句；周敦颐谓。莲，花之君于者也”，极赞其。出淤泥而不染”。自古以来，莲花便是人们心圆中高洁品性的象征，诗家墨客每每称叹颂美，寄情写意，留下不少名篇佳句。
然而，刘因这首《秋莲》却独脱旧制，不是正面歌颂莲花之洁美形质，而是以深沉抑郁的笔调伤惋秋后莲花之凋萎衰残。诗旨所在，是对美好事物横遭厄运的悼惜，也是自己坎坷身世、苦闷心绪的写照，别具一番情味，别呈一种意趣。
首联开笔于“瘦影”二字，写出了“秋莲”枯衰的躯形，虽然仍是“亭亭”竖起，却瘦弱乏力，难以自持。“影”固如此，“香”更微淡，杳杳飘散之时，不知欲与谁相通消息。“不自容”，已见立身极其不易，随时均有倒下的可能；“欲谁通”，又显寂寞无朋，四周寻不到足以互慰的同伴，自怜、自叹、孤立、怅惘，种种辛酸情绪在两句中流露无遗。
颔联进一步针对。秋莲’的遭遇与严酷的环境作了具体描述，当日盛开的花朵凋谢了，碧绿的叶子枯萎了，正是不堪忍受的“翠减红销”之际。尤有甚者，眼前的环境，江水清凉，月色冷漠，更增添了寒惨凄苦的气息。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秋莲”萎顿落寞的状态，那么，这两句则点明造成此种状态的原因是大自然消长生杀的基本规律所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
颈联笔意转深，谓“秋莲”虽已落尽铅华，却欲留得青青莲房，以保持美好的“晚节”；不料白露寒霜中吹来了凛冽秋风，连这一颗微小的秋实也将被横扫净尽。显然无论往日的花开得何等鲜艳，无论它的本质何等洁美，在严酷的季节，面临无情的风霜，“秋莲”被摧残而衰亡的命运是不可逃脱的。
至此，这三联六句，字面上是句句写“秋莲”，但实际上却是处处写诗人自己。联系刘因的身世，他是南宋入元的遗民，作为元初的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在不少诗作中表露了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对当代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感伤。这首诗正是以象征的手法，借咏“秋莲”来寄托感慨，诗中所写“秋莲”的一切情状都暗示着诗人自身的遭遇。因此，尾联两句，便明确点出世道、人生的盛衰变化，在自己眼中依然历历分明，还是聊且逍遥自乐，不要令小船上的酒杯空着。于愁闷之时想到了酒，希望在“醉乡”中逃避现实、自我完善，这是古代历遭磨难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的一种“解脱”手段；就诗歌作品中的此类内容而论，所造成的感情韵味，则宛如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这首律诗以四分之三的笔墨吟咏秋莲，笔触细腻入微，既写了此花在特定环境下的形态、香气、色泽、花实，又写了江、月、风、露等与之同时并存的自然景物。其中以“瘦影亭亭”对“淡香杏杏”、“翠减红销”对“江清月冷”（此为句中对）。“青房全晚节”对“白露已秋风”，均见工巧贴切，独开新意。至于末两句的抒情，可谓真挚沉痛，寓旨幽深，为读者留下了品味回思的余地。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
本篇写女子伤春，寄托她的身世之感。
“蛾蕊颦深，翠茵蹴浅，暗省韶光迟暮”——花，深深地皱着蛾眉，如茵的绿草也因人的践踏而变短。蛾，蛾眉。蕊，指花。浅，短。“颦深”，从形方面写出花残，从神方面写出花怨。“蹴浅”，谓草经过无数游春者的践踏，已狼藉枯萎。首二句描绘出一幅暮春景色，并暗点“怨”字，笼罩全篇。两句带出第三句，写抒情主人公由眼前残春之景而引起对“韶光迟暮”、青春易逝的“暗省”和感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因此，从诗词作品所描写之“物”中的感情色彩，亦可知作者或抒情主人公的心态。“颦深”虽写的是花，却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哀伤与愁怨。是的，百花凋残，“乱红”处处，已能令自感“迟暮”的女子触忤愁肠，何况她又是一个“情种” ?“断无”二句，由上文“迟暮” 生发，进一步从正面写出她由暮春之景而引起的哀伤。“断无”句以双重否定，再加一个“断”字，写出“痴”之必然。“替消魂”二句，由“痴”字带出，既是伤春，亦是伤己。下面承“乱红”写出落花飘零之“苦”：“飘零信苦。只逐水、沾泥太误。”信，实在。“逐水沾泥”，这就是落花的命运! 春花娇美，命运如斯，显然是“太误”了。三句伤花，隐含着伤春女子的身世之叹。“送春归，费粉娥心眼，低徊香土” ——她盘桓于沾满落花的土地上，送别春归，百感交侵。粉娥，谓靓妆美女。“费”字，突出“送春归”的万千思绪。“低徊”从行为写其盘桓沉思之状。
上片伤春中隐含伤己之情，下片伤己之情由隐而明，刻画伤春女子的复杂心理，突出一个“怨”字。
过片一句，上承“低徊”，下启全片。她“随步”于落红狼藉的园中“香土”，“着意怜花，又怕花欲妒”——一“怜”、一“怕”，表现受过创伤的女子的复杂心态。但是，她还是要“怜花”的，不仅因为落花之可怜，还因为落花有与自己相似的“逐水沾泥”的“飘零”命运。“莫辞身化作微云，傍落英，已歌犹驻”——她停下来，为落花唱着伤悼之歌; 她愿化作“微云”，傍着那遍地狼藉的落花。以下由怜花而伤己：“哀筝似诉。最肠断、红楼前度”——前次在楼上跟爱人作别之时，她愁肠欲断; 她弹着筝，哀声阵阵，如泣如诉……“恋寒枝昨梦、惊残怨宇”——如今，她独守寂寞的空楼，一如鸟之寒枝独栖。昨晚梦中惊醒之时，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哀筝” 以下，由花及己，终于写出被遗弃的哀怨。至此，读者不难窥知词中 “迟暮”、“消魂”、“信苦” 、“太误”、“欲妒”的真实含义。
要之，上片伤春，意在言外; 下片怜花伤己，意见言内; 最后以“怨”字为结穴，点明题旨。全词句句相联，连绵不断，正好表达抒情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本篇所写，虽是传统之题材，但凄凉怨断，宛曲渊微，在同类作品中别具特色。
温庭筠的八首《杨柳枝》描写的都是宫苑边的杨柳。这一首写的是春柳杏花之中，行人所触发的伤别之情。
前两句明写柳，而由柳触发起的别情却隐含其中。“南内墙东御路旁”一句，暗切杨柳。“须知春色柳丝黄”一句，明写柳色，柳丝嫩黄，置于绿的春色中，愈显娇美动人。此句似从李白诗句“春从柳上归”和“柳色黄金嫩”化出，为后两句张本。
后两句以报春的杏花之有情相衬，写行人仍然对柳最伤情，将别情点破。“杏花未肯无情思”，用杏花与柳枝对比，推进一层，说明杏花亦能含情。“何事行人最断肠”一句是写行人在杏花柳色之中，而最引人伤别的，还是柳枝，这就把柳色春思更推进了一层。最后一句用疑问语气，又未直接写柳，但因柳寓含情感，柳的艺术魁力，已在其中。
以往写离情的诗词通常借柳起兴，或见柳生情，而此词写行人离情虽然也是因柳而起，但中间以杏花相衬，于比较中将柳之牵动人情写深了一层。如此构思颇有新意，更耐寻味，堪称精妙。
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