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生本青莲界》抒写了吴藻深切的人生感悟，全词牢骚动荡，意气勃发，表现出豪迈与沉郁兼容的艺术风格。在这首词中，吴藻对社会赋予她的“性别角色”流露出极大的不满。不甘“雌伏”的社会理想使作者不禁产生了壮志难酬、人生空幻的焦虑与愁懑。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厌弃”，使作者对男性社会角色不由得发出由衷的钦羡。但无情的男权社会为女性划定的狭小空间，让吴藻欲入世而不得，欲出世又不甘。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使吴藻深感生命的无助与悲凉。她无力打破封建社会沿袭了几千年的女性生存格局，只有在虚幻的境界中，让自己的人生理想尽情飞扬。在这里，作者情思豪迈，她渴望滔滔银河水能够替去自己女性的娇柔，替去不公平的社会施于女性的所有不幸与苦难。她愿从此收拾起胭脂粉黛，不再为女性不幸的命运而悲愁哀叹。她渴望能够像豪侠的志士“拔长剑，倚天外”，以无畏的勇气和力量打破虚空对于人性的桎梏。但冷静的词人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无奈的悲凉在作者静默的沉思中，迅速淹没了上片的慷慨豪迈，透露出吴藻洞穿世事的痛楚和苍凉。在人生理想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后，作者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识得无无真道理”的虚空境界，在佛禅的清静无为中聊以自慰。这首词的基调由升骗的疏朗奔放渐转为下片的低徊婉转，不同的风格在同一首词中巧妙地融为一体，作者的情感在激越昂扬和委婉舒缓的审美氛围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文学中传统的女性形象，往往被作为男性形象的附属物来加以刻画。这种描述方式几乎成为古代女性文学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吴藻则不然，她在表现自己作为女性的一般化抒写的同时，更倾向于表达自我个体作为人的意义的存在，呈现出自我形象抒写的强烈个性化。《金缕曲·生本青莲界》以慷慨悲昂的笔锋抒写胸中不平之气：“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悲慨豪宕的语调表达出词人对现实社会的无奈与失望，堪称吴藻追求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这首词与《金缕曲·闷欲呼天说》几为同调，表明了吴藻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的人格思想，成为清代中晚期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有力宣言。吴藻所书写的人格意识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很大程度上涵括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时代因素。
《金缕曲·生本青莲界》抒写了吴藻深切的人生感悟，全词牢骚动荡，意气勃发，表现出豪迈与沉郁兼容的艺术风格。在这首词中，吴藻对社会赋予她的“性别角色”流露出极大的不满。不甘“雌伏”的社会理想使作者不禁产生了壮志难酬、人生空幻的焦虑与愁懑。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厌弃”，使作者对男性社会角色不由得发出由衷的钦羡。但无情的男权社会为女性划定的狭小空间，让吴藻欲入世而不得，欲出世又不甘。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使吴藻深感生命的无助与悲凉。她无力打破封建社会沿袭了几千年的女性生存格局，只有在虚幻的境界中，让自己的人生理想尽情飞扬。在这里，作者情思豪迈，她渴望滔滔银河水能够洗去自己女性的娇柔，洗去不公平的社会施于女性的所有不幸与苦难。她愿从此收拾起胭脂粉黛，不再为女性不幸的命运而悲愁哀叹。她渴望能够像豪侠的志士“拔长剑，倚天外”，以无畏的勇气和力量打破虚空对于人性的桎梏。但冷静的词人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无奈的悲凉在作者静默的沉思中，迅速淹没了上片的慷慨豪迈，透露出吴藻洞穿世事的痛楚和苍凉。在人生理想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后，作者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识得无无真道理”的虚空境界，在佛禅的清静无为中聊以自慰。这首词的基调由升骗的疏朗奔放渐转为下片的低徊婉转，不同的风格在同一首词中巧妙地融为一体，作者的情感在激越昂扬和委婉舒缓的审美氛围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文学中传统的女性形象，往往被作为男性形象的附属物来加以刻画。这种描述方式几乎成为古代女性文学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吴藻则不然，她在表现自己作为女性的一般化抒写的同时，更倾向于表达自我个体作为人的意义的存在，呈现出自我形象抒写的强烈个性化。《金缕曲·生本青莲界》以慷慨悲昂的笔锋抒写胸中不平之气：“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悲慨豪宕的语调表达出词人对现实社会的无奈与失望，堪称吴藻追求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这首词与《金缕曲·闷欲呼天说》几为同调，表明了吴藻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的人格思想，成为清代中晚期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有力宣言。吴藻所书写的人格意识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很大程度上涵括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时代因素。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第一章描述所牧牛羊之众多，开章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前人常指“尔”为“牛羊的所有者”，不妥：“所有者”既有牛羊，竟还会有“谁”疑其“无羊”，那是怪事。倘指为奴隶主放牧的奴隶，则问得不仅合理，还带有了诙谐的调侃意味。奴隶只管放牧，牛羊原本就不属于他。但诗人一眼看到那么多牛羊，就情不自禁高兴地与牧人扯趣：“谁说你没有羊哪？看看，这一群就是三百！”极为自然。劈空两问，问得突兀，却又诙谐有情，将诗人乍一见到众多牛羊的惊奇、赞赏之情，表现得极为传神。
许许多多牛羊集聚在一起，气象很壮观。倘若运用“羊来如云”“牛聚如潮”来比拟，当也算得形象了。但此诗作者不满足于此类平庸的比喻，他巧妙地选择了牛羊身上最富特征的耳、角，以“濈濈”“湿湿”稍一勾勒，那（羊）众角簇立、（牛）群耳耸动的奇妙景象，便逼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这样一种全不借助比兴，而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梅尧臣语）的直赋笔墨，确是很高超的。
第二、三章集中描摹放牧中牛羊的动静之态和牧人的娴熟技艺，堪称全诗写得最精工的篇章。“或降”四句写散布四近的牛羊何其自得：有的在山坡缓缓“散步”，有的下水涧俯首饮水，有的躺卧草间似乎睡着了，但那耳朵的陡然耸动、嘴角的细咀慢嚼，说明它们正醒着。此刻的牧人正肩披蓑衣、头顶斗笠，或砍伐着柴薪，或猎取着飞禽。一时间蓝天、青树、绿草、白云，山上、池边、羊牛、牧人，织成了一幅无比清丽的放牧图景。图景是色彩缤纷的，诗中用的却纯是白描，而且运笔变化无端：先分写牛羊、牧人，节奏舒徐，轻笔点染，表现着一种悠长的抒情韵味。方玉润《诗经原始》叹其“人物并处，两相习自不觉两相忘”，正真切领略了诗境之幽静和谐。待到“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两句，笔走墨移间，披蓑戴笠的牧人和悠然在野的牛羊，霎时汇合在了一起。画面由静变动，节奏由缓而骤，牧人的臂肘一挥，满野满坡的牛羊，便全都争先恐后奔聚身边，紧随着牧人升登高处。真是物随人欲、挥斥自如，放牧者那娴熟的牧技和畜群的训习有素，只以“麾之”二语尽收笔底。
全诗至此，已将放牧中的诗情画意写尽，收尾就很难。若还是从牛羊身上落笔，则不见好处。此诗收尾之奇，正在于全然撇开牛羊，而为放牧者安排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梦”境：在众多牛羊的“哞”“哶（即咩）”之中，牧人忽然梦见，数不清的蝗子，恍惚间全化作了欢蹦乱跳的鱼群；而飘扬于远处城头的“龟蛇”之旗（“旐”旗），又转眼间变成了“鸟隼”飞舞的“旟”旗——诗人写梦，笔下正是这样迷离恍惚，令人读去，果真是个飘忽、断续的“梦”。接着的“大人占之”几句，读者无妨将它读作画外音：“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随着占梦者欣喜的解说，充塞画面的鱼群和旟旗，即又幻化成漫山遍野的牛羊（这正是放牧者的“丰收”年景）；村村落落，到处传来婴儿降生的呱呱喜讯（这正是“室家”添丁的兴旺气象）。诗境由实变虚、由近而远，终于在占梦之语中淡出、定格，只留下牧人梦卧时仰对的空阔蓝天，而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这由实化虚的梦境收束，又正有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之妙。
综观全诗，可以看出：作诗不借比兴而全用赋法，只要体物入微、逼真传神，一样能创造高妙的诗境。此诗不仅描摹精妙，而且笔底蕴情，在展现放牧牛羊的动人景象时，又强烈地透露着诗人的惊异、赞美之情，表现着美好的展望和祈愿。一位美学家说：“使情趣与意象融化到恰到好处，便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不必说《小雅·无羊》就一定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但也已与此境界相去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