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开头“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这两句组成对偶，意象结集丰富，颜色对照鲜明，基调自然，对仗工整，是上片词形象浓缩的焦点。“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把春光说成与美人一样，在相聚的时候，彼此间无限眷恋，但说到分手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这个比喻恰当，深挚地体现出词人恋春又惜春的真挚感情。“空眷眷”的“空”，是惜别时追叹之语，正是在“分袂却匆匆”的时刻感觉前些时的“眷眷”已如梦幻成空。这三句写景抒情，化浓密为清疏；疏而不薄，因有开头二句为基础，从而能够取得浓淡相济的效果。
“只道真情易写”从惜别的常情着想，早已是预料中的“那知怨句难工”，从内心发出的感叹是实践后的体验。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词人相信这个道理，但其结果不是这样，意思递进一层极言惜别之情的难以表达。“水流云散各西东”说明春光难以挽留，兼写客中与果州告别，词人与果州的朋友告别，天时人事融合在一起了。“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这两句也是对偶句，前句写离开果州前的夜色之美，后句写离开后旅途中的昼景之美。明月照着半个花院，旅途中和风轻轻吹着。词人陶醉在这样的美景中，虽不言情，却可见轻快之情，浓清丽又似含蓄有加。
这首词上片以写景开始而以抒情结尾，下片以抒情开始而以写景结尾。全词仅插两句单句，其余全部用对偶句。单句转接灵活，又都意含两面；对偶句有疏有密，起处浓密，中间清疏，结尾优美含蓄。情景相配，疏密相间，明快而不淡薄，轻松而见精美。同时也抒发了词人的惜春之情，与友人的离别之愁。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