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
这个故事批评了那些不进行思考就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人们，以及这种不正常的随波逐流的社会心理、社会现象。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客观角度出发看待事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秋已深了，远望南京城东的钟山，万物凋零，寒山肃杀，犹如劫后余烬，一片寥落荒芜的气象。首二句紧扣题面，从落叶下笔，“万木稀”三字说明已是落叶纷飞的时候了。“秋老”的“老”字下得很重，表明金陵一带笼罩在萧飒的气氛之中，而“劫尘”二字已说出江山易代的沧桑之痛。杜甫本有“玉露凋伤枫树林”的句子，但如今木叶尽脱的景象使人感到的并不是风霜之侵袭，而是作为帝王之都的金陵气数已尽。所以三、四两句更明显地揭露出政治的变幻是诗人悲秋感伤的真正原因。就是在三年以前，清军南下的铁蹄践踏了这紫金山前、玄武湖畔的大好河山，弘光政权随之倾覆，钱谦益虽然觍颜事敌，偷生苟活，而心中却也充满着矛盾与痛苦，故他于诗中每每发泄其故国之思。“金陵王气”显然是用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句子，而这里分明是指明王朝的衰败。故这两句中对明亡的惋叹是十分清楚的，说叶落缘于王气衰竭二非关金风秋露，自然是故作痴语，但用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确是十分沉痛的。
李商隐的《霜月》中说：“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即借咏物而表现处于严峻环境中的乐观态度，然钱谦益则反其意而用之。嫦娥独自依月，涂有桂树相伴，青女履霜无依，倍感凄寒。五、六两句由落叶而想到月中的桂树，想到摧落黄叶的严霜，然分明以素娥、青女自况，暗示了自己于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中所感到的孤独与忧伤。最后两句归结到落叶上，原先一片葱翠茂密的树林，如今已是荒败如沙漠，在那广漠无垠的寒空中一只孤雁掠过，更增加了秋林的荒寒落寞之感，给全诗平添了低沉灰暗的调子。而那寒空中孤独的飞雁，岂不是诗人自身的象征吗？
这首诗借咏物而自抒怀抱，表现了钱氏此诗的故园江山之思。这一方面自然出于他降清后未得重用、而又身系囹圄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有感于清政府的残暴肆虐，因此他的心情是颓丧的。
王士祺论明末清初有三派，以为“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分甘余话》）；钱谦益的弟子瞿式耜也说“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序》），都说钱氏的诗源本杜甫，即以此诗为例，风格沉郁顿挫，遣词造句、用典使事都极为娴熟，也近于杜甫的诗风，所以向来被视为钱谦益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