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此诗描写了旅途中寒冷凄清的早行景色,抒发了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人在旅途的失意和无奈。整首诗正文虽然没有出现一个“早”字,但是通过霜、茅店、鸡声、人迹、板桥、月这六个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细腻而又精致地描绘出来。全诗语言明净,结构缜密,情景交融,含蓄有致,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浓浓的思乡之情,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写羁旅之情的名篇,历来为诗词选家所重视,尤其是诗的颔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脍炙人口,备受推崇。
“晨起动征铎”,写早晨旅店中的情景。“晨起”,点题“早行”。诗人在开首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里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这一句话极为简练概括。从“征铎”声我们可以联想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热闹非凡。
“客行悲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代表了许多旅客的心声。过去交通不便,身处他乡人情浅薄,总之,当时人们安土重迁,怯于远行。“悲”字,表明客人们离家渐远、前途未卜的悲凉 心情。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两句诗皆用名词,代表了十种景物: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内容涵盖 丰富,画面多重组合,可以形成各种景象。例如“鸡声”,“鸡”和“声”结合起来,诗人想起雄鸡引颈啼鸣的形象。同样,“茅店”、“人迹”、“板桥”也会使 人联想到不同的画面。
古时旅客为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而本诗写的是早行,那么鸡声和月,就是很有特征性的景物。茅店又是具有山区特征的景物。“鸡声茅店月”五个字,便把旅客住在茅店里,听见鸡鸣就爬起来看天色,看见天上有月亮,就收拾行囊,准备赶路等很多内容,都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雄鸡报晓,夜 色朦胧时,诗人就起床出发,没想到此时外面已经到处都是人迹,自己已经不算早行了。这两句将早行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历历在目。
同样,对于早行者来说,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也都是有特征性的景物。作者于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上路,也算得上“早行”了;然而已经是“人迹板桥霜”,这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这两句纯用名词组成的诗句,写早行情景宛然在目,确实称得上“意象具足”的佳句。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两句,写的是刚上路的景色。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存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墙旁边的白色枳花,就比较显眼,所以用了个“明”字。可以看出,诗人始终没有忘记“早行”二字。
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故乡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而梦中的故乡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落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情,都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风流才子柳永仕途失意后,终日冶游,过着偎红倚翠的放浪生活,这首俚词可为代表作。年轻时在汴京的一次宴会上,他与一个已经分手的歌妓不期而遇,重逢交谈终于达成谅解。这是一段悲欢离合的事,虽然只是宴会上这一场面,却将词人和她的恩恩怨怨写得细腻逼真。上阕先写彼此散后,突然相遇的神态。他认为没有缘由再与她合好,又见她席上强装笑颜,不时皱眉长叹,那楚楚动人的神态勾起他对旧日恩爱的缕缕情思。只见她双眼泪盈,不顾约束,对着他的耳边倾吐着种种隐藏在内心的肺腑之言。而且她对他情感却始终专一。他表示要她“待信真个”,即割断了一切羁绊,他才“收心”,“共伊长远”对前番误会表示谅解后长远相爱。
柳永的俚词特色多方言口语,既通俗又妥贴而曲尽其意,这是他在接触市民口语中获得的。也因为他对市民观察入微,摹写入物的情态、语气及心理变化,才下笔如此传神。
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