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此词咏物抒情,委婉细腻。燕子秋去春来,喜寻旧巢,使人有春燕怀恋旧主人之想。
故进而猜想,在三月的轻风细雨中,带着花香归来,立在海棠枝上,似乎要向旧主人诉说半年来的离愁别恨。作者以移情法写燕,神情入妙,颇见新巧。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