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幻想飞入仙府后难耐高在九天的寒冷而借浮槎寻找归路；下片继续写涛声，寓夜长愁深而梦浅的无奈其中，同时通过想象表达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余意难穷。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由梦中写到梦醒，其间虚实相间，情景相生。奔腾澎湃的海涛声，首先引发的是梦魂飞越的海天之旅。驰骋“九万里风鹏正举”（李清照《渔家傲》）式的笔墨，神游宇宙，让梦想驾着天风，自由飞翔，扶摇直上，飞往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仙山。“快趁天风”不止说明风的疾速，而且突出人的快意，有如苏轼《百步洪》“险中得乐虽一快”之“快”。涛声随即又幻化成鱼龙吟啸之音。“何人唤起”三句，按此词谱式的节奏，一般分成三个短句，而从语意讽诵，则可读为“何人唤起鱼龙，叫破一泓杯影”。其中，“一泓杯影”用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意，写梦魂飞翔天外，俯眺大海，只似杯水一汪而已。接下去，词人笔触略略点染氛围，清虚寂寞中呈现一片高寒之境。这里，词人翻用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意，而出以问句“高寒谁省”，实含有内心深藏的孤寂。“省”是体验、领会，此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也非词人所能久驻。因此，词人笔触一转，用“浮槎”熟典，再叙写寻觅归程，回到人间。“倩浮槎万里”以下，求浮槎，寻归路，意味着壮游奇境的结束。幻梦醒了，美好的空中楼阁消逝了，伴随自己的只有盈耳的涛声。“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有如李白梦游天姥时留下的失落感。

　　下片继续写涛声，以呼应开篇。海涛声又幻作琴曲遐思，涉想成连故事。千载涛声依旧，而时移物换，人间何世，即便有成连那样的高手，对沧海云涛，抚瑶琴弦柱，寻绎清冷的佳趣，今夜却不堪重听了。其中，“愁深梦浅”点出词人无端的心事、难抒的积郁，而其具体意蕴究属怀知音还是伤逝者、悲时局还是感身世，抑或兼而有之，已无从实指。接着再由漫漫长夜孤枕听涛拟想明朝“雪昏云醒”光景。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有“昏昏雪意云垂野”之句，这里说“雪昏云醒”，着一“醒”字，厚积的云层似也通宵不倦地在酿着雪意，选字可谓新警，与史达祖《双双燕·咏燕》‘‘看足柳昏花暝”的名句正堪并传。云情雪意，通力营造沉寂、凝重的氛围，折射出人的心态。但是读下去却又不是一味清愁不断，词的最后出现了对未来的壮美憧憬，对光明的热切期待。路转峰回，词人业已自行解开了连环情结。词人笔下的“待净洗扶桑，冲融立马，看风帆稳”，造语新奇，涵盖时空，扫尽阴霾，更新物象，隐寓的是“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超旷胸襟，高咏的是从容立马看风帆的非凡气概。此种胸襟气概，此等朗吟健笔，本身即具美感，即饶具魅力。

　　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幽幽折折又若断若续，将闻海涛声的所思所感细腻传出，余意难穷。

　　全词以轻灵浑朴的笔调描绘出秋日山村之暮景，处处洋溢着词人那跃动的欣喜和向往。全词景象由远及近，层次分明，动静相间，有声有色。其中洋溢着诗人陶然欣喜的情致，这在纳兰词中是少见的。尤其那点睛一般的双音节词语的巧妙运用更是让全篇风景霎时有了层次。于是一幅极具透视效果的风景画跃然纸上。

　　该词先叙去“村居”的路上所见：“红叶满寒溪，一路空山万木齐。”这也是《秋暮村居》的第一个画面：它由“红叶”、“寒溪”、“空山”和“万木”构成。接下来是《秋暮村居》的第二个画面，第二个画面形成了三个小层次：

　　“一片烟笼十里陂。”这里“陂”是一个关键词。 对这个词，注释者都解释为：“池塘”，或者是“积水，指池塘湖泊”。其实，这一句“望”的是远处，又是在“烟笼”的情境下“望”的，所以眼中的景象不是很分明：有池塘，有水边或者水岸，有山坡或者斜坡。这画面虽然很淡很淡，味道却是很浓很浓，同时也为下一个层次的推出，提供了极佳的背景。

　　“吠犬杂鸣鸡，灯火荧荧归路迷。”这一句整合了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两句。其中，“吠”、“鸣”声把词人从远处拉到了眼前：狗叫声和鸡叫声此起彼伏或者同时并发。但是这“鸡鸣狗吠”（或“鸡犬相闻”），并不是这种现实情状，词人可能更把它当乍一种情趣的寄托，一种精神的追求。

　　“乍逐横山时近远，东西。家在寒林独掩扉。”在“相低昂”而悠悠的“钟梵”声里，目光又投向了“村居”的远山，可能由于那“一片烟”，也可能是视觉的灵动或者思绪的变幻，横着的远山竟然时而“近远”延缩，时而“东西”变换，可是那“在寒林”的人家，柴扉“独掩”，并没有随着远山的变幻而变换。这“东西”是“东方与西方”和“东边与西边”的空间方位，这个远山变幻而柴扉“独掩”层面的画意，令读者明白词人需要的就是“独掩”的与世隔绝那份淡定。

　　把第二个画面细分为三个层面来抒写，来解读，这是为了抒写、解读的方便，其实这三个层面是有内在的逻辑性的：有次第展开的景随望而布的客观性，情感随景的变换而变幻的主观性，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第一个画面的情感基调是萧瑟、忧愁，而第二个画面则是淡雅、欣赏。这样是为了表达的别致而独特：要去“秋暮村居”就是为了闲适，路上所见却非如愿，是那么的萧瑟、忧愁，这是一变；登楼所望则由迷蒙开始，这是顺承，接着核心的“秋暮村居”图，终于得到了“吠犬杂鸣鸡”的陶式闲适，满足了预期的意愿，这是二变；再是从变幻的远山到柴扉“独掩”，这是第三变。

　　本首诗的第一句“稠花乱蕊畏江滨”，是承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而来的。江边的花是纷繁的花和杂乱的蕊左右包围着江的两边，浣花溪已是一片花海。第一首头一句说“江上被花恼不彻”，而这首第二句则说“行步欹危实怕春”。王嗣奭在《杜臆》把颠狂的形态和心理都讲得比较透辟。

　　花之醉人如此，接着写驱使诗酒，“未须料理白头人”。这是写花之魅力，花添诗情酒意，花使青春长在。这是寓有哲理，也合乎情理的。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