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空惆怅”慨叹了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不理解或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
这首词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对比。上阕中，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阕中，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
这首词蕴含了浓重的民族风味，描写的是荆楚之地的端午风俗。全词从“碧艾香蒲”入笔，“处处忙”道出了端午时节的忙碌。儿共女，庆端阳，描摹出一幅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细缠五色臂丝长”，缠五色臂丝是荆楚之地的一种民族风俗，是在端午节由孩子们将五色丝带缠在臂上，这种五色的臂丝又叫“朱索”或者“长命缕”，据说能够降服鬼怪，企保平安。上阕的最后两句“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将全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下阕的悼念屈原奠定了基调，为抒情作了铺垫。“谁复吊沅湘”，交代了“空惆怅”的缘由，原来人们忙着过端午，只是一般性地喜庆，而忘却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谁还记得那为爱国诗人屈原呢？作者有感而发，直指俗弊。在这热闹喜庆的节日里，诗人却“空惆怅”，与“庆端阳”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直抒自己的感情，仍然运用了对比手法。就是写追悼屈子之情思了。“往事莫论量”，确实，千年已过，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屈子的《离骚》，而是汨罗江投河自尽的忠义气节。“千年忠义气，日星光”，日星本是天地的精华，终明儿不灭，将屈原的千古大义与日星之光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大忠大义，理当被永世铭记。“离骚读罢宗堪伤”，此一句不单单写出了对屈子大义的崇敬，还道出了文人的惺惺相惜。“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千年已过，便是何等的悲歌大义，又能被几人记得呢？便是记得，又有几人能解？树转午阴凉，端午之时的燥热天气，能得一份的凉意已是不易，莫非也是屈子的美意吗？结尾由情归景，景中又似有余情，大有余音不绝之意。
本曲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与下片的“无人解”形成鲜明对比。但沅湘之水却把作者带入了历史，通过纪怀屈原抒发自己对元朝覆灭的感伤和不仕明朝的节烈，“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等诗句传达就是作者的伤感失落，而“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则表明了作者对元朝的忠贞决心。“树转午阴凉”，以景结情，情在景中，是古诗词的常用收尾法。可以收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缭绕的效果。作者的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历来写端午的诗词都很多，多半会提到屈原的旧事，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者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情怀，或者赞扬屈原的精神而表明自己的忠义之心，总之，流不尽的沅湘之水，就是中国失意文人的辛酸之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梅尧臣），“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戴叔伦）。
读中国古诗词总让人觉得气闷，而没有怒发冲冠的畅快，好像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哀怨或者表明忠心，从来都不会愤怒似的。最多不过是装疯卖傻，“学呆，妆痴，谁解其中意？”“尽教他争甚底，不如他瞌睡，不如咱沉醉，都不管天和地”，没有几个敢真正站起来去怒去喊去抗争！这和《诗经》开创的“悲而不伤，哀而不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这首诗题为《山行留客》，它的重点当然是留客。但是，因为这不是家中留客，而是“山中留客”，留的目的无疑是欣赏山中景色，所以又不能不写到春山的美景，不过写多了又会冲淡“留客”的主题。诗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正面描写山景只用了一句诗：“山光物态弄春晖”。因为只有一句，所以诗人就不去描绘一泉一石，一花一木，而是从整体入手，着力表现春山的整个面貌，从万象更新的气象中，渲染充满目生机、引人入胜的意境。严冬过尽，春风给萧瑟的山林换上新装，万物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生机勃勃，光彩焕发，争奇斗艳。这一“弄”字，便赋予万物以和谐的、活跃的情态和意趣。“山光物态弄春晖”，写得极为概括，但并不抽象，山光物态任你想象。你想的是那青翠欲滴的新枝绿叶吗？是迎风招展的山花送来阵阵的芬芳吗？是花叶丛中百鸟的欢唱吗？是奔流不息的淙淙溪水吗？……它们全部囊括在这一句诗里了。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和鼓动性的诗句。诗人把它放在诗的开头也是颇具匠心的。
因为只有把这一句写得很浓，而且先声夺人，形成一种压倒的优势，“留”才有意义，客人所担心的问题才显得无足轻重。所以这开头的一句在表现上、在结构上都是值得细味的。由于第一句蕴含丰富，很有分量，第二句“莫为轻阴便拟归”，虽然是否定了客人的想法，但却显得顺流而下，毫不费力。是的，面对着这美不胜收的景致，怎能因为天边一片阴云就打算回去呢？
光劝说客人“莫为轻阴便拟归”还不够，还必须使客人真正安下心来，游兴浓起来才行。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说今日无雨，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轻阴”已见，这种包票恐怕不一定保险，未必能解决客人心中的疑虑。诗人琢磨着客人的心理，他不是不想欣赏这春山美景，只是担心天雨淋湿了衣服。既然如此，诗人就来一个以退为进。你是怕天雨湿衣吗，天晴又怎样呢？“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虽是难免，可那空山幽谷，云烟缥缈，水汽蒙蒙，露浓花叶，……却也是另一番极富诗意的境界啊！然而，这可不是远在一旁所能见到的。它必须登高山、探幽谷，身临其境，才能领略。而且细咀那“入云深处”四字，还会激起人们无穷的想象和追求，因为“入”之愈“深”，其所见也就愈多，但是，此“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可见诗的三四两句，就不只是消极地解除客人的疑虑，而是巧妙地以委婉的方式，用那令人神往的意境，积极地去诱导、去点燃客人心中要欣赏春山美景的火种。
客人想走，主人挽留，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过要在四句短诗中把这一矛盾解决得完满、生动、有趣，倒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诗人没有回避客人提出的问题，也不是用一般的客套话去挽留，而是针对客人的心理，用山中的美景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一步一步地引导客人开阔视野，驰骋想象，改变他的想法，从而使客人留下来。事虽寻常，诗亦短小，却写得有景、有情、有理，而且三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其中虚实相间，跌宕自如，委婉蕴含，显示出绝句的那种词显意深、语近情遥、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很有想法。（赵其钧的评价）
这首诗的字面意思便是上边所说，其实可以有另一种理解。世界如此美好，天地万物都展现着美好的姿态。但是不要因为一点挫折便觉得受挫，丧失信心。你看，就算是万事如常，也会有看不见的矛盾会使你受伤。山中留客，不是在山中留，而是在人生中留；客，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在人生中遭受挫折的朋友们。
这一“弄”字，便赋予万物以和谐的、活跃的情态和意趣，又把山中之景细致精确的表达了出来，这是因为“弄”的本意是卖弄，而在此却加以引申了，有“起舞弄清影”中的“弄”之意。
“沾衣”虽是难免，可那空山幽谷，云烟缥缈，水汽蒙蒙，露浓花叶，……却也是另一番极富诗意的境界啊！首先，春天雨水多，山中云雾缭绕，空气湿润，山中的游客从“云”中出来时衣服就已经变的湿润润的了。其次，是在对客人进行挽留。你怕下雨吗？下雨不过是把你的衣服打湿而已，在这山中，即使是晴天也不会让你的衣服干着，那么你又何必害怕下雨了？留下来吧！何不欣赏欣赏这雨中美景呢，可是别有一番风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