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鹧鸪天》，题下注明“代人赋”，说明词中抒情主人公并非作者自己。这首词是作者代一位妇女而赋的，那位妇女的意中人刚离开她走了，她正处于无限思念、无限悲伤的境地。
“晚日寒鸦”，这是送人归来后的眼中景。“晚日”的余辉染红天际，也染红长亭古道和目之所极的一切，这是空间。夕阳愈来愈淡，夜幕即将降落，这是时间。而她送走的那位意中人，就在这空间、这时间中愈走愈远了。“寒鸦”当“晚日”之时，自然应该寻找栖息之处，大约在绕树啼叫吧。可是那位行人，他此刻孤孤零零地走向何处，又向谁家投宿呢？正因为这样，那本来没有感情的“晚日”和“寒鸦”，在那位女主人公的眼中，就变成“一片愁”了。
这首词，是写别愁离恨的。“愁”与“恨”，乃是全篇的基调。按照一般的构思，接下去仍然要写愁写恨，但作者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跳出窠臼，不再写哀景，而是用清新愉悦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乐景：“柳塘新绿却温柔。”把读者引入春意萌动、春情荡漾、温馨柔美的境界。“柳塘”一词，使人想见塘周遍植垂柳；但目前处于什么季节，却无从得知。联系前面的“寒鸦”，便会想到时值严冬，柳叶黄落，塘水冰封乃至完全枯竭，那景象，自然是萧条的。然而诗人却别出心裁，于“柳塘”之后缀以“新绿”，便立刻唤来了春天：塘周柳丝摇金，塘中春波涨绿，已够赏心悦目了；那料到在此基础上，又加上“温柔”一词。相对于严冬而言，初春的水显得“温”，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但说它“温柔”，这就不仅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感觉，而且表现了她的感情。这感情异常微妙，耐人寻味。那一塘春水，既倒映着天光云影和四周的垂柳，又浮游着对对鸳鸯或其他水禽。抒情主人公看到这一切，就自然感到“温柔”，从而也联想到她与意中人欢聚之时是何等的“温柔”了。
“晚日寒鸦”与“柳塘新绿”，是送走行人之后相继入目的两种景象。不难想见，这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前者就离别说，故“日”而曰“晚”，“鸦”而曰“寒”，引起的内心感受是“一片愁”。后者就相聚的回忆与展望说，故春景宛然，春意盎然，引起的内心感受是无限“温柔”。
这首词真可谓“工于发端”。开头两句展现的两种景象、两种感受、两种感情所体现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使抒情主人公神态毕现，因而以下文字，即从她的肺腑中流出。“柳塘新绿”，春光明丽，倘能与意中人象鸳鸯那样双双戏水，永不分离，便青春永驻，不会白头。而事实上，意中人却在“晚日”将沉、“寒鸦”归巢之时走向天涯，如果信手拈来，“相思令人老”那句古诗，正可以作为此时心情的写照。然而文学是一种创作，贵在独创。“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两句就是创新，表现心绪低回宛转，笔致可谓摇曳生姿。“无离恨”是假设，不“白头”是假设变成事实之后希望出现的结果。可如今假设未能成立，“白头”已是必然，于是下片紧承“离恨”、“白头”，以“肠已断，泪难收”开头，尽情吐露，略无含蓄。当感情如洪水暴发，冲决一切堤防的时候，是不可能含蓄、因为也用不着含蓄的。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离肠寸断，泪流难止。怀着相思之情，又一次登上了小红楼。美人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时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因为十分相思，望不见人影还要望，所以重上小红楼，幻想着心上人可能仍在楼上。“相思重上小红楼”一句，妙在一个“重”字。女主人公送走意中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小楼遥望。开始是望得见的，后来就只见“晚日寒鸦”，望不见人影了。由于十分相思的缘故，望不见人影，还要望，因而“重上小红楼”。
“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明明知道乱山无数，遮断了远方的天空，可还是不由自主地靠在栏杆上，一直凝望。词的最后一句进一步表现美人的痴情。美人知道，视线已被青山遮断，已经看不到心上人，然而对情人的思念使自己不能自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倚靠着楼上的阑干远望。欧阳修《踏莎行》下片云：“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写行人愈行愈远，故女主人公不忍继续远望。辛词则写行人已在山外，而女主人却频频倚栏远望，无法控制自己。表现不同个性、不同心态，各极其妙。
辛弃疾的《鹧鸪天·代人赋》这首词表面上虽然是“代人赋”，但是实际上词人是在写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因为，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一直有用香草美人寄托理想的传统。表面是在写美人相思的苦闷，寄托的是词人辛弃疾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鹧鸪天·代人赋》在风格上也比较特别，是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一首优美婉约词。
吕本中的诗词以构思精巧见长，大多写得词浅意深，别有风味，胡仔说：“吕居仁诗清駃可爱。如‘树移午影重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三）而吕本中的艺术风格在词中则体现得尤为明显。像《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减字木兰花（去年今夜）》、《菩萨蛮（高楼只在斜阳里）》等词中，都鲜明地表现了词人这种艺术风格。
词的上片以“似”与“不似”写梅与雪交相辉映的奇绝之景。梅花与飞雪同时的情景之下，写梅往往说到雪，以雪作背景。唐代齐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宋代陆游《梅花》绝句：“闻道梅花坼晓风 ，雪堆遍满四山中 。”正因为梅与雪同时，加之梅花与雪花有相似之处，诗人便常常将它们联系起来。唐代张谓《早梅》诗说它们形似难辨 ：“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而宋代王安石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其不似，《梅花》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花和雪花形相似、色相近，而质相异，神相别，因而在本词中词人在写了“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之后，即拔起一笔 ：“似和不似都奇绝”。“似”是言色，“不似”则言香 。在朦胧月色之中，雪白梅洁，暗香浮动，这确实是种奇妙的境界。
月下奇景，本应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可是词人认为是“恼人”的。“恼人”即“撩人”，此解释在诗词中屡见不鲜。会撩拨起人的心事的原因词人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含糊地说 ：“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词人在此处设下了悬念，令人揣想。
江淹《别赋》中名句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李白《渌水曲》：“渌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蘋。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此诗说的是送行时看到春草如茵，绿水如染，正是此春光反而增加了诗人的惆怅。李诗说的是姑娘在湖上采蘋，秋日明丽、荷花红艳，但此景不使人欢，反叫人愁，这是因为心中本有事，见了这乐景则与她心情抵触不入，反而触景添愁。
词的下片则点明词人心事的由来：“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 。”原来是去年梅花开放时节，曾同情人共赏梅花，南楼之月可作见证，而今与情人离别了，风物依旧，人事已非，词到结句时才点明词人为什么别来频醉频醒，是为了“轻离别 ”的“恨 ”。整首词先设下重重迷障，层层云翳，然后驱雾排云，露出了本意这样使读者从深深的困惑中明白过来，得到了感情上的慰藉。
“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吕本中这首《踏莎行》见雪兴怀，睹梅生情，登楼抒感，对月寄慨，把离别恨委婉道出，有着一种朦胧美。这种朦胧美不同于明快之美，但也不是晦涩。如果一首词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百思不解，那就失却了意义。这种词没有朦胧美，而是晦涩。朦胧美如雾中之花，纱后之女，初看不清楚，细辨可见其形态，这种境界给人一种含蓄美。这首词的题旨全靠最后一句“ 到今犹恨轻离别”点出。艺术手法确如画龙，在云彩翻卷之中，东现一鳞，西露一爪，最后见首点睛，因而使画中之龙既显得体态矫健，又透出十分神韵。
